尼伯龙根·蜗藤——写认真的文章

【美国政治】金钱政治还是言论自由？

——评美国高院最新裁决

 文：尼伯龙根·蜗藤

美国政坛真是很热闹，共和党在奥巴马上任一周年之际刚刚虎口拔牙，赢得了麻省参议员席位，今天（1月21日）在另一条战线上，又传来了捷报。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用言论自由的理由以5：4推翻了可以上溯到100多年的竞选规则：即商业机构不可无财政节制地支持或反对联邦选举候选人。此例一开，预示着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企业将可能会用洪水一般的资金投入选举大业中。美国选举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金钱政治。

历史背景

在103年前，美国正值西奥多·罗斯福当政，处于一个史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伟大时代。美国社会开始了继国父奠定民主自由共和的根基、林肯的废奴和赋予黑人政治权利以来的第三次民主进步进程。在以人民力量为主要推动力的这次民主进程中，用人唯亲的腐败官僚体系被打破，参议员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妇女被赋予选举权，全民公决和罢免官员的制度开始成型。美国的民主建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进步时代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它还标志着美国的社会民主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从国父时代的由精英式的从上而下转变为平民式的自下而上。

在那个进步时代，罗斯福主导了一项竞选财政改革的项目。在1907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Tillman Act of 1907），禁止商业机构、铁路和银行在联邦竞选活动中出资。在罗斯福的眼里，这是美国避免堕入金钱政治的重要保障。在二战之后，这个限制扩展到诸如工会之类的非商业机构。

由于公司和组织的势力在社会发展中逐步膨胀，完全禁止它们在选举中发挥作用变得不现实。于是，在70年代后，以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为起点，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监管公司与组织参与政治选举的法令。这些措施包括建立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规定个人捐款上限，规定参选人可以申请利用公款选举，选举人必须公开资金来源等一系列措施。公司和大组织（Union，比如工会等）可以出资参与竞选活动，但是不能直接捐献给候选人。

尽管如此，他们通过软钱的方式，先把资金捐献给候选人所从属的政党，再由政党出资以合法地支持候选人。软钱另外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可以自行出资做广告，支持自己的候选人或者反对对方的候选人。在几十年的操作中，公司和组织的势力继续膨胀，软钱和独立广告成为竞选资金非常重要的来源。美国金钱政治的趋势越演越烈。

在这种背景之下，共和党的麦凯恩和民主党费恩古尔德在2002年力推一项名为两党竞选改革法案（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 of 2002），规定了全国性政党直接支持候选人选举的限制，以及在初选开始前30天和大选开始前60天，公司和大组织不可资助直接针对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他们可以针对某种观念，但是不能直接针对候选人）。这个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堵上了软钱的泛滥，因而被视为麦凯恩“清廉政治”的最大成就。

公民联合体诉讼案

在2008年总统选举初选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公民联合体（Citizen United）的右派非盈利组织在电视上发布了一段名为“Hillary： The Movie”的直接针对希拉里的广告，并制成DVD派发，甚至在一些剧院放映。在这条广告目前在youtube中还能看到。它希拉里的一些言论和一些政治人物和观察家对希拉里的批评汇聚在一起，加强了选民对希拉里的负面印象。本来，如果这个组织没有接受商业机构的资助是不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的；或者，如果那段视频不是赤裸裸地直接针对希拉里，这个组织也很有进一步辩称的余地。但是显然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于是，该组织被告上法院。地区法院判决他们违法，但它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今天的判决为这件深远影响美国竞选游戏规则的案件画上了一个新的句号。这次判决再次显示了自由和保守两派的泾渭分明：所有4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包括布什委任的总大法官罗伯兹（John Roberts）全部投赞成票；所有4个自由派大法官全部投反对票；而剩下的那位立场较为中间的大法官这次也占在了保守派这边。公民联合体被宣布无罪，而与两党竞选改革法案有关的公司和大组织不能直接针对候选人的条款被宣布违宪。

这个判决的通过，标志着麦凯恩等人之前主导的“清廉政治”道路被划入死胡同，尽管这次的判决仍坚持两项限制，包括：1）企业不可直接给竞选人捐献；2）广告中必须说明自己的财政来源。

美国高院为何作出这个裁决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法官最重要的论点。从网上可以看到的50页完整版的判词来看，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言论自由的原则。法官认为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并没有任何条文区分自然人和企业。换而言之，自然人有言论自由，那么企业也应该有言论自由。宪法大于一般法，所以被告发表针对希拉里的广告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言论自由是一个涉及面很广很复杂的领域，但美国宪法对此并没有详细作出白字黑字的定义。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但是那些行为可以归纳到言论自由的范畴，专家学者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关于这个问题有相当多的案件。即便直接与选举相关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案例，在进20年来也出现过至少两件。

在1990年（Austin v. Michigan Chamber of Commerce）案件中，密歇根州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商业机构不能出资支持（或反对）公职人员的竞选活动。这条法律被人告上法庭，认为违宪。最后最高法院以6：3支持了认为“企业的财富会对竞选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支持了密歇根州的做法。

2003（McConnell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年那次，却是由加州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等人针对刚制定不久的两党竞选改革法案提出起诉，认为这项法案违反第一修正案。这次的争论较上一次更为激烈，最后，以5：4的微弱比例判定麦康奈尔败诉。当时的判决认为，法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已经尽可能做到最小化，而政府（国会）的出发点是制止大型机构出资对选举造成的实际影响以及防止这些资本对选举所造成的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个出发点是完全可以被认可的。

可见言论自由和竞选资金问题并不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直接，而是充满了争议。时隔八年，最高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决。当然，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这种候任推翻前任的做法并不罕见。

其次，为什么高院会在这个时候作出如此判决呢？在我看来和政治关联甚大。美国宪法的文本不是轻易可以改动的。但是对于文本的诠释却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上，最高法院能够策略性地挑选自己认为是重要而有代表性的案件听审，作出判决，从而重新诠释宪法。美国最高法院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以让最高法院随着时代的转变，对宪法赋予新的涵义，美国宪法因此不是一部陈旧的“祖宗之法”，可以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同时，它使得高院能够主动承担起“三权分立”重要的一权。但是，这也恰恰给高院提供了介入党争的机会。

一方面，在布什任期内，最高法院经历新陈代谢。保守派的罗伯兹上台当上首席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趋于保守，客观上为推翻之前判决提供了条件。而最重要的是，在去年大选之后，民主党自由派一统江山，最高法院就是而保守派占据优势的最后一块领地。美国社会是两派势力达成平衡的社会，本质来说不可能让一方独大。在民主党推行社会主义式的改革方案以来，民主党的大政府理念得到极大扩张，这就不由得不引起保守派恐惧。保守派势必要在某些方面寻求平衡。日前麻省参议员补选的胜利就是如此。而高院在去年3月份听审这个案件估计也肯定有如此考虑。本来案件要在去年夏天就宣判的，可是直到今天才有了结论。从5：4的微弱优势看来，其中的拉锯争斗肯定相当激烈。

最后，在前年的大选中，传媒对于选举的影响可谓史无前例。在初选中，左派传媒众口一词地攻击希拉里。在大选中，左派传媒和右派传媒的攻击更是旗帜鲜明地按党派分派。传媒对于选民的影响用操纵来形容也不为过。其次，自从克林顿时期的文化战争以来，经历布什和奥巴马两次当选，左右双方分歧越来越大，传媒也越来越极端化。可以说，至少在美国内政事务上，在美国中立或者基本中立的传媒已经消失。人们在主流传媒的轰击之下，被迫进行非此则彼的选择。如果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媒体的言论，无疑会被媒体操纵甚至洗脑。

由于在美国，总体而言，左派媒体的势力远远大于右派媒体。于是，在媒体战中，右派一直处于下风，在2008总统选举中，右派因此大吃苦头。更进一步说，尽管现在美国有不同观点的媒体，可是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这些媒体覆盖，选民需要能够保证自己发出声音的有效渠道。

正因为主流传媒中立立场的消失，个人的声音更显重要。一个小非盈利组织，一般很难有足够的资金的支持，让自己的独立声音能被听见。而普通的公民个人更加缺乏如此力量。因此，商业组织的介入，才有可能能使到这部分的声音被听到。

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随着主流传媒中立性的消失，他们原先的“超然”立场也就逐渐丧失。既然它们没有这种地位，民众又凭什么相信，主流传媒要天然性地高于其他商业机构呢？为什么同是商业结构，传媒可以影响选举，其他的商业机构就不能够影响呢？

影响

在宣判出来之后，共和党保守派齐声欢呼，这是宪法的胜利，这是天赋人权的最佳体现。而民主党自由派一致抨击，认为这是民主的失败，以后肮脏的金钱政治将会统治美国选举。

从本世纪初一直开始力推的清廉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次判决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反动，难免令人为麦凯恩等人失去了努力奋斗的成果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从制度的层面来看，其实情况并不是那么悲观。由于金钱政治和自由言论之间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金钱政治在代表民主的框架下本来就有其生存必然性和必要性。只要自由民主和法制的框架稳定，政治腐败始终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反之，如果为了追求理想化的清廉政治而试图遏制民众自由言论的渠道，反而可能对民主自由的破坏性更大。归根结底，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谈不上完美（自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但是没人可以否认其稳定性和灵活性。如何在稳定和灵活之间取得平衡，就是美国政治和政党斗争的主要推动力。民主党人大可不必如此沮丧。

另外，民主党人也不必因此为中期选举过分担心。尽管这次判决只针对商业机构，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大组织，比如工会和环保基金也大可赤膊上阵。况且即便在商业机构领域，民主党也不一定处于下风。所以对中期选举而言，谁受益，谁遭损还言之尚早。

但无论如何，可以预见是，在今年11月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一定会有空前的大量的资金流入选举中，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投入。到底金钱会不会主宰选举，更加开放的言论自由环境又能不能挽救被媒体腐化的选举？十个月之后可见端倪。

【元11】自然发生说（七）

尼伯龙根·蜗藤

对斯旺实验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无过于加热空气是否会破坏空气中的“营养物质”。其实这个意见从斯帕兰扎尼开始就一直被质疑。但是这个营养物质是什么，反对者也说不清。在1777年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发现氧气，并证实氧气就是空气中维持生命的成分之后，科学家终于有了实验方法回答空气在加热后“营养物质”有没有减少的问题。在加热空气后，如果空气和浸出液有接触，氧气确实可能会和浸出液的一部分物质反应变为二氧化碳，以致氧气的含量减少。斯旺的实验验证了，即便在空气持续补充的状态下，生命也不能自然发生（尽管他的实验有少数不一致的结果）。但是支持自然发生说的人还进一步辩称，空气中还可能有其他营养物质会被加热破坏，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但是此事“莫须有”。这种辩称看似很无赖，但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反对自然发生说的科学家还继续努力发明新的实验方法，回避加热空气这个障碍。

新的的突破出现在1853年。两个德国生物学家，斯累德（Heinrich Schroeder, 1810-1885）和德殊（Theodor von Dusch，1824-1890）首先把棉花球引入了烧瓶实验。做过微生物学实验的都知道，棉花球是实验室的灭菌和培养细菌的基本用品（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这样，现在有了其他一些替代品）。而把棉花球引入微生物学研究的正是这两位科学家。

斯旺的酵母实验为研究自然发生说和研究发酵和腐化问题建立了一条桥梁。斯累德和德殊本来都并不专门对自然发生说感兴趣，而是研究发酵和腐化出身。当时他们正在研究怎么避免食品腐化的问题。他们留意到一些报道中提及，在瘴气横行的地方，如果有树林阻隔，那么人们的发病率就会低很多。于是他们设想，假如腐化是由于空气中某些因子导致的，那么一个多孔网状的物体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因子阻隔呢？于是他们想到了棉花，棉花蓬松而多孔，空气可以透过，但是空气中的腐化因子很可能透不过棉花的多层网状结构，棉花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方法。

于是他们设计了一套实验装置，这套装置和斯旺的大同小异，同样是一个装有煮沸浸出液的烧瓶，两个细管出口。主要不同的地方有两个。首先，他们废弃了斯旺的加热螺旋管的结构，换上了一段细管，细管内压紧了经过加热消毒的棉花，做成一个棉花过滤器。其次，他们采用了不间断的连续供气系统。在斯旺的实验中，用火加热玻璃管火候不好掌握，如果火太大，则容易把玻璃烧熔，火太小或者通气速度太快，那么不能保证空气被彻底消毒。斯旺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时断时续的间断供气方式。在斯累德的实验中，这个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于是他们就，在一个细管连上气泵，缓慢而不间断地往外抽气，空气从另一个细管经过棉花滤器进入烧瓶。在历史上这是这方面第一次能够连续供气的实验系统。

斯累德和德殊的实验装置图

他们一同进行了的三个对比实验，第一个烧瓶直接敞口，第二个烧瓶接上细管，但是没有经过棉花滤器，第三个则用上棉花滤器。结果他们发现，第一个烧瓶在两星期后腐化而发臭，第二个烧瓶长了一层霉菌，但是没有发臭，而第三个烧瓶在26天之后，仍然没有发霉腐化的迹象。结果清晰明了而有说服力。

很多反对自然发生说的学者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斯帕兰扎尼早在上个世纪中的发现，有一些浸出液在加热后任然会出现“自发”的微生物。但是研究腐化问题的斯累德和德殊必需找出具体的条件，确保食物如何才能不腐化。于是他们进行了更多的实验。比如，他们发觉如果把肉和水一起放入烧瓶内加热和仅仅把肉放入烧瓶内加热，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些“异常”的情况，他们并没有像斯旺那样仅仅把它们当作实验中的差错处理。而是正确地解释了肉没有水的浸泡，热量不容易传入深层，以致起不了消毒的效果等等。

斯累德和德殊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到自然发生说，所以并没有引起支持自然发生说的特别留意。腐化和自然发生说的联系，在当时已经为人所知，所以也有可能是他们把这篇论文故意忽略了。他们的实验中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上述的肉的实验，尽管他们给出了明确而又有道理的解释，并认为应当进一步研究，可是他们的努力和解释都被忽视，成为他们实验不可靠的口实。当事人的郁闷实在无过于此。

在我看来，斯累德和德殊的实验有非常开创性的意义，首先，他们一举解决了加热空气和空气不能流通这两个以往同类实验中不可逾越的难题，成为无可诟病的经典实验，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其次，他们采用棉花作为过滤空气的工具，成为以后150年微生物研究的标准方法，堪称微生物方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发表论文后不久，德殊找到了另外的教职，于是进一步的实验完全由斯累德完成。在1859年和1861年，他分别发表了两篇极具意义的文章。第一篇文章中，他试验了一大堆不同的物质，包括牛奶、蛋黄、血液和尿液等等。他发觉一些物质，比如蛋黄和牛奶，如果仅仅是加热到100度并不能保证防止腐化，但是如果加热到160度，那么就能确保在过滤过的空气中不会腐化。在第二篇文章中，他首次引入压力这个因素。他用压力锅把压力增强到三个大气压，同时把加热温度升到130度。他发现如果这样对同时对蛋黄加热和加压的话，那么即便加热温度低于160度，也能确保蛋黄不腐化。

这两篇文章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极具重要意义。在自然发生的理论上，斯累德首次找到了条件，能够百分百保证“自然发生”不能发生，一举解决了斯帕兰扎尼的难题。反自然发生的实验不再仅仅依赖于运气（在浸出液中是否碰巧没有耐热的微生物），“自然发生理论”到此可以完全被否定。在微生物理论上，斯累德首次认识到压力对于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在实践上，压力加温度作为主流的消毒方法一直沿用和流行到今天。斯累德无愧为微生物学的先驱。

斯累德的一系列实验对于自然发生说无疑应该是极大的打击。但事实上，影响却没有它应该达到的程度。最主要原因是，斯累德的实验主要在腐化问题这个框架上做，除了1861年的文章之外，并没有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任何涉及自然发生说的东西。在1861年的文章中，他终于提到自然发生说的问题，他认为生命只会来源于既有的生命，并明确指出自己的实验基本推翻了自然发生说。可是在1861年，法国的普切和巴斯德正在为自然发生说举行一次极具戏剧性的擂台战，吸引了整个学术界乃至公众传媒的目光。

【元10】自然发生说（六）

尼伯龙根·蜗藤

斯旺当年还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刚刚进行研究，连文献都没怎么读就匆匆忙忙地做起实验来。不日，他就有一份报告提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斯旺的实验看起来仅仅是重复了70年前斯帕兰扎尼的实验：他把浸出液封闭在玻璃瓶中，加热，让后在室温下观察。过了几天，没有观察到生命迹象。于是他就在报告中宣称，自然发生是不存在的。最难以置信的是，斯旺在参考文献中居然没有提到斯帕兰扎尼的实验。这么粗陋的报告自然不可能让严谨的德国人满意，几个听报告的教授委婉而明确地表示了这篇报告毫无价值，就连导师穆勒也挂不住面子了。当然，还有更奇怪的，一本由奥坎（Lorenz Oken, 1779-1851）主编的科学杂志《iris》居然接受刊登了这篇明显达不到水准的文章。奥坎是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博物学方面的大家，他本人是热心支持自然发生说的。在我看来，这本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颇有点无间道的意味。

斯旺

斯旺痛定思痛，狠下心来对实验进行了改进。他设计了一个玻璃装置，一条细管连着两个烧瓶，一个大，一个小。大的烧瓶里面只有空气，小的烧瓶里面装着浸出液，细管中充满水银，可以隔绝两个烧瓶中的空气。整个装置是封闭好后，在沸水中加热。之后，整个装置倒置，使得水银完全流到了大烧瓶中，从而两个烧瓶的空气能够互相流通。然后，他就开始观察浸出液中能不能生长出微生物。结果如斯旺所期望，在浸出液中没有找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斯旺早期的烧瓶实验

斯旺的实验基于几个假设。首先，他认为加热对空气的影响在于在加热过程中，浸出液和空气中的氧气进行反应，从而产生二氧化碳，氧气含量减少。如果只是加热空气，而没有和浸出液反应，空气中的“营养成分”就不会受到破坏。其次，水银能够充分隔绝两个容器中的空气。第三，在装置倒置之后，大烧瓶的空气能够补充到小烧瓶里，既能稀释小烧瓶里的二氧化碳，也能补充小烧瓶里的氧气。

实验很成功，也很有运气，因为在实验中，斯旺也没有碰到耐热的生物，以致仅仅沸水加热也可以消灭所有的微生物。反对的声音在于两点，首先，加热可能会破坏空气中的营养物质而不仅仅是氧气；其次，自然发生可能需要持续不断的空气供应，而不仅仅是封闭的空气。

对于第一个质疑，这是空气加热消毒的固有疑问，在当时还无法解决。对于第二点疑问，斯旺其实可以用不同大小的大烧瓶，逐步扩大烧瓶空气中的容量，再对比实验结果去说明。不过斯旺这时参考了舒尔策的实验，决心解决连续供气的问题。

进行了一番试验之后，斯旺发展了一套新的系统。中间的烧瓶中装着浸出液，烧瓶有两个出口，一个出口连接一个装满水银的容器，水银上面再覆盖了一层不透气的油，另一个出口则联通着一条装了两个螺旋圈的细管，细管连着一个发明不久的气鼓（gasometer），可以通过细管对烧瓶供气。在螺旋圈的地方，斯旺放置了一个蜡烛。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加热可以杀死空气中的微生物。在实验之初，细管封闭，整个烧瓶进行加热消毒处理。然后，蜡烛对螺旋圈处加热，同时细管封闭处打开，气鼓对烧瓶缓慢供气，气体必须通过加热的螺旋圈才能进入烧瓶。供气一段时间后，细管再次封闭。经过一段时间后，细管重新打开，再次进行供气，如此进行几个星期。这样，在烧瓶中的空气不断更新。

改进后的烧瓶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巴斯德以后实验的雏形。这是烧瓶大战史上首次通过加热消毒的方式连续地对烧瓶连续供气的实验。除却还是用火加热空气这一点，能让人挑出毛病的地方确实不多。可惜的是，在实验中，斯旺却得到了不甚肯定的结果，在大部分实验中，烧瓶内都没有发现微生物，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实验，烧瓶内却生长了微生物。斯旺不可能不知道斯帕兰扎尼描述过的耐热生物一事，但是他却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改进。相反，他把这些都归咎到在实验中不严谨中，可能系统封闭得不够好，或者是给螺旋管加热时火候并不足够等等原因。他再次声称，他的实验证明了自然发生说是错误的。

可是，要证明自然发生说是错误的，遇到一个逻辑难题。这就是，它必须证明在所有实验中都不能出现反例，除非有足够证据说明实验操作有问题。相反，支持自然发生的实验，质疑有一个能观察到自然发生就能证明自己的问题，除非别人能指出其实验中错误的地方。在这种举证的逻辑中，斯旺的实验自然是不够说服力的。

这次实验之后，斯旺就没有再专门从事自然发生说的研究了。这是因为，还有很多更加迫切的问题等待斯旺。可是，除了烧瓶实验之外，斯旺其他的科研也和生命起源问题息息相关。关于酵母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例。人们利用酵母发酵酿酒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但是在19世纪之前，对于酵母到底是什么，人们还不甚了了。很多人，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吕盖萨克认为，酵母是一种无机物，发酵是一种纯化学反应。直到1836年，法国科学家卡尼亚（Charles Cagniard，1777-1859）发现了酵母菌，第一次证实了酵母是一种微生物。但是，到底是酵母诱发发酵反应呢，还是酵母在发酵反应中被自然发生呢？莫衷一是。

1837年，对于斯旺是个神奇的年份，除了烧瓶反应之外，斯旺又发现了酵母菌。当时期刊传播慢，有证据表明斯旺在发表他的发现之前并没能接触到卡尼亚的文章，所以他应该算是独立的酵母发现者。比卡尼亚更进一步的是，由于他在自然发生实验中的经验，他很快就用了类似的实验手段证明，加热过的酵母并不能引发发酵反应，从而证明了酵母并不是发酵后的产物。斯旺的实验结果遭到包括化学大牛盖吕萨克和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在内化学家的反对，他们都认为在发酵这种反应中，并不需要牵涉到生物。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长篇故事，讲到巴斯德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直到1897年布希纳（Eduard Buchner，1860-1917）才为这个问题盖棺定论。他也因此得到了190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尽管斯旺的实验并不十分严格，却是历史上最早几个尝试证明微生物活性的实验。他的实验也把发酵和腐化的问题与自然发生理论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展了自然发生问题研究者的视线。

李比希

斯旺在1837年还有更神奇之处。某一天，他和一个植物学家斯莱登（Matthias Schleiden，1804-1881）共进晚餐。斯莱登提到在在植物组织内发现一个个非常具有重复性的单位，好像一个个小房子一样，每一个中间都有苏格兰人布朗（Robert Brown，1773-1858，就是发现布朗运动的牛人）刚刚在1833年描述的细胞核。斯旺猛然想到，穆勒以前给自己看过一个动物脊索的标本，里面也是由一个个有规律的小单位组成的。

斯莱登

斯旺立即发觉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能够把动物和植物两种东西统一在一起。他提出，无论动物和植物都是由这种小单位组成的，这正是生物界统一性的体现。施莱登亦深以为然。于是，斯旺和斯莱登在1939年发表了论文，提出了奠定现代生物学基础的细胞理论：所有生物都是由细胞（cell）或者细胞的产物组成。

斯旺并不满足于仅仅发表一个理论，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生物组织的观察，以便验证自己的细胞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发展了一整套组织学的方法，成为了现代组织学的奠基人。

有意思的是，斯旺关于细胞形成的理论认为细胞形成是无数小有机分子“自发形成”的。这显然和他自己提出的生物不可能“自然发生”颇有冲突的地方。

由于斯旺关于自然发生的实验结果并不令人信服，而且斯旺关于细胞的理论也显得自相矛盾，自然发生说在德国还占据上风，烧瓶大战还再继续，而下一个重大的改进要到17年之后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