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伯龙根·蜗藤——写认真的文章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六）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六）史上最曲折的总统竞选（第二十三届，1876年）

1874年的国会选举是民主党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一战，在众议院中，民主党取得182席，比上一届猛增94席，而共和党则从上一届的199席滑落到103席，民主党彻底控制了众议院。所幸参议院只进行三分之一席位的重选，共和党还能保持在参议院中的优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党的大胜已经预示着新的一届总统选举将是他们打一个翻身仗的好机会。

格兰特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已经在执政的八年间尽显无遗。讽刺的是，虽然如此，他却是自从三十年代杰克逊以来第一个能够连续干满两任的总统，而这个记录，直到40年后的威尔逊才能打破。尽管政绩如此糟糕，尽管有美国总统最多连续两任的传统，但是格兰特当总统已经当上瘾。他放出风声，只要有党派提名自己，尽管自己“还像8年前一样，不愿意当总统”，但是为了顺乎民意，他也只会“勉为其难”再干四年。对此，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大吃一惊，连忙在众议院通过决议（resolution），宣布总统不得连任三届，这才打消了格兰特的念头。

共和党格兰特执政的八年之中，领袖死的死（比如森纳），流失的流失（通过自由派共和党再流到民主党），却没有培养出有号召力的领班人。这使得共和党16年来第一次出现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由于国会对共和党官员的弊案和丑闻还在穷追猛打，共和党的人选自然是距离格兰特越远越好。缅因州参议员布莱恩（James Blaine）是上一届众议院发言人，又刚刚当上参议员，在国会中很受欢迎，本来被视为热门人选。可是在1876年初，他也不幸被无处不在的丑闻盯上，怀疑牵涉进一桩铁路公司的台底交易，一时间民望有所下降。

而布莱恩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有一位终身的对手——以正宗的格兰特路线的继承者自居的纽约参议员康克林（Roscoe Conkling）。其实布莱恩和康克林的政见都是属于激进派，本身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的恩怨更多的还是私怨。在1866年的一次国会辩论中，口才甚好的布莱恩刻薄地形容康克林是一副“火鸡迈步”般的傲慢样子，这个比喻甚为恰当，乃至跟随了康克林终身。这个仇，康克林记了一辈子（可见说话永远不要太刻薄）。这次康克林也要参选，而在他看来，自己能否当选是小事，阻止布莱恩当选是大事。

共和党另一位可能的人选是前任财长布里斯托（Benjamin Bristow）。这个财长因为个性不合被格兰特踢出内阁，得到共和党自由派（比如舒尔茨等人）的拥戴，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代表。但是他也被布莱恩和康克林等国会派都视为眼中钉。

共和党的其他人选基本都是地方性大员了。其中最具希望的是俄亥俄州州长海耶斯（Rutherford Hayes）。海耶斯从政多年，在俄亥俄州担任过两任州长后退休。共和党在形势最艰难的1875年，不得已又把他请出来参加州长竞选。结果海耶斯不负众望，逆流而动，战胜了民主党的前州长，为共和党长了一把脸。不过海耶斯从来没有进过联邦的圈子，因此竞选之初也未被看好。

共和党党内选举一开始，布莱恩形势大好，各个支持者的鼓动性发言令代表们热血沸腾，似乎布莱恩能够轻易取胜。可是正要开始投票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场内灯火一下子熄灭了。原来是康克林等人一看形势不妙，偷偷地搞破坏，把煤气给关了（当时还是煤气灯）。混乱之下，投票只能推迟到第二天。

第二天投票开始后，布莱恩的形势不错，以285票领先，离胜利还差88票。康克林和布里斯托都在100票上下，而海耶斯只有61票。连续几轮投下来，布莱恩的票数上升到300多。康克林看到自己当选无望，抱着坚决不让布莱恩出线的信念，他只有另找支持对象。对比布里斯托这个强烈的改革派，较为温和的海耶斯令他更加放心，于是他转而支持海耶斯。而布里斯托为首的改革派也害怕布莱恩的激进路线，以及随时可能扩大的丑闻，宁愿支持一向清廉的海耶斯。最终，海耶斯以黑马的姿态夺得了出线权。纽约州众议院维勒（William Wheeler）夺得副总统提名。

民主党方面倒是没有任何争议，纽约州州长提尔顿（Samuel Tilden）是顶头大热。提尔顿是一名老党务，一直勤勤恳恳为党组织工作，直到1874年才参选纽约州长，并成功当选。在当纽约州长短短两年内，他就在改革和反腐方面取得出色的成绩，深孚众望。良好的政绩加上多年党务积累起的人脉使得他顺利获得党内提名。印第安纳州州长亨德里克斯（Thomas Hendricks）当选副总统候选人。

同年参与总统选举的还有另一个新政党——绿票党（Greenback Party）。这个党在这届选举中无足轻重，但是在后面几届的选举有着重大影响，就暂且留待以后再重点介绍吧。

在政策上，海耶斯和提尔顿的主张没有太多分歧的，都声称要改革。无他，格兰特的政策实在太糟糕。双方甚至连竞选总部都设在同一个城市——纽约。

海耶斯自己很高调地倡导改革，提出彻底全面改革的口号，还承诺一旦自己当选，只会担任一届总统。左派报纸一片颂扬之声，包括新闻界的大牛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普利策奖以他命名）。但是海耶斯背后的支持者却对此心口不一。格兰特认为海耶斯的所有论调都是在讽刺自己，非常不高兴。康克林等格兰特派系的国会议员仅仅把海耶斯看作维护党派利益的工具，在竞选活动中完全把海耶斯抛在一边。他们甚至给海耶斯安排了一位反对改革的人做竞选经理。所以在他的竞选中，自相矛盾成为常态。海耶斯要主打改革，提倡和谐，可他的竞选经理钱德勒（Zachariah Chandler）却继续主打种族仇恨牌，不断翻南方白人屠杀黑人的旧账，“不是每个民主党人都是叛逆者，但是每个叛逆者都是民主党人”成为竞选中最响亮的口号。

提尔顿这边的劣势在于提尔顿自己形象较差，他年过六旬，尚未成婚，身体孱弱，一副政坛老油条的样子（他本来就是），怎么看也不是能够带领美国改革的弥赛亚。最重要的是，提尔顿本人是纽约州的百万富翁，在充满肮脏交易的铁路工业中挣得盆满钵满，算是现行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即便他真有改革之心，人们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呢？共和党抓住提尔顿这点急攻猛打，民主党不免手忙脚乱，难以应付。

一轮交战下来，双方局面差不多，无论哪一份报纸，都认为选战双方势均力敌。共和党在北方占优势，但是对手提尔顿却是纽约州州长，所以纽约州成为关键。民主党在南方占有优势，但是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三州，目前还有联邦军队入驻（有利于保障黑人投票），因此这三州也还有变数。

11月7日大选日终于在一片喧嚣中到来。计票一开始，双方的票数就相互交错上升。在最早公布结果的新英格兰地区，海耶斯顺利拿下5个州，但是在康涅狄格州却以微小的差距不敌提尔顿。在至关重要的纽约州，海耶斯再次以微小差距不敌提尔顿，顺带连新泽西也落入提尔顿之手。尽管有绿票党在拉后腿，提尔顿还是靠着亨德里克斯以极为微小的差距赢得了印第安那州。所幸海耶斯也以极为微小的差距保住自己的老巢俄亥俄和另一个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可是从南方传回来的消息却令共和党绝望，初步点算的结果，所有南方州都被提尔顿囊括。如果是这样的话，提尔顿将会以203票当选（获胜需要185票）。尽管一些州的选票还没有点算完，还有未确定因素，但是提尔顿的优势是如此之大，即便其中一两个州输了，也仍然能够胜利。

得知了这个消息，远在俄亥俄的海耶斯在自己的日记上已经写下了竞选失败的字句。在纽约的共和党竞选总部也是一片哀声。这时，西克尔斯将军（Daniel Sickles）来到共和党竞选总部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生气。他提醒说，好一些州还没有最后结果，特别是南卡、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冈四州的选票可能相当接近，如果这四个州能够全部被海耶斯夺得，那么他将会以185比184票的一票之差获胜。共和党竞选总部的人都把这当作痴人说梦，认为除了俄勒冈能指望获胜，其他三个州都是南方州，而且出口民调都显示海耶斯会落败，还怎么可能会有胜利的奇迹出现？

西克尔斯将军当过联邦驻南方部队的总管，他对南方的事务有着别样的敏感。南方三州目前还在联邦军队的监管之下，他确信那里一定会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他把竞选经理钱德勒晾在一边，自己用钱德勒的名义向四个州的共和党竞选团队分别发了电报：“只要你们州最后支持海耶斯，他就能当选了。你们给我顶住！”

这时，多份纽约的报章，包括绝大部分支持共和党的左派都发出了提尔顿获胜的稿件。而最左的《纽约时报》还在痛苦的犹豫之中，新闻主编里德（John Reid）曾经被南军监禁，对着民主党有着深仇大恨，他决意要挺到最后一刻。

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民主党的信使来到《纽约时报》总部，他说自己奉民主党主席休伊特（Abram Hewitt）之令，来看看《纽约时报》有没有南部三州的出口民调结果。里德敏锐地意识到，民主党内部对这三个州的结果还是不确定。他当机立断，在新闻稿上把路易斯安那和南卡两个州划入了共和党名下，把佛罗里达归到待定，并宣布总统难产。接着，他飞奔到共和党总部，把这个消息告诉钱德勒。钱德勒正在准备宣布竞选失败的事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忙给手下打气，并且比《纽约时报》更进一步，抢先宣布海耶斯以185：184票获胜。

第二天，各大报纸的消息是一片混乱。有的报纸说提尔顿获胜，有的说结果存疑，也有的报道了钱德勒的获胜声明。但不管怎样，大家几乎都承认了一个事实——提尔顿至少在民选票上是赢了，不但赢了，还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个赢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输掉选举的。可是凡事都有第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不是直接计算民选票，而是计算选举人票。

总统难产绝非罕见，第三届和第十届（杰斐逊和昆西·亚当斯）都出现过总统难产的事。可是，那两届都已经选出了选举人，只是选举人投票的结果不能决定总统而已，但在宪法中仍有据可循。但是这次的选举，连选举人都尚未没有产生，完全是史无前例。

毫无疑问，最终的结果首先要确认剩下的那几个州的最后票数。最有争议的州恰好就是西克尔斯指出的四个州，南方三州：南卡（7票）、佛罗里达（4票）、路易斯安那（8票）以及西部的俄勒冈（3票），这些州共有20票，提尔顿暂时以184比165票领先。海耶斯只有全胜，才能夺得总统宝座。

11月10日，格兰特发出指令，命令驻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军队警惕破坏分子，同时要彻查选举中弄虚作假和舞弊的现象。于是彻查选举中的舞弊成为共和党的发力点。他们派出多位大员进驻南方三州，监督选票的点算。民主党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同样派驻工作组检查工作。两党考察团到达当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需要，找出各种有利于己方的选票舞弊的情况。这些被调查出来的舞弊现象，有的的确有真凭实据，有的则是通过收买和作假制造出来的。相关的证据最后都在州政府设立州投票委员会（State Canvassing Board）之前一一呈堂。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选举舞弊（voting fraud）是广泛存在的（广泛不等于严重）。比如2008年选举中，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选民登记上弄虚作假，包括重复登记、利用假名登记等等；民主党则指责共和党恐吓黑人和低收入人士，令他们不敢投票。这个现象在1876年的大选也有，只不过两党的所为刚好掉了个。共和党控制了政府和选举机器，在弄虚作假中占了便宜。而民主党则通过横行无忌的3K党和地下组织，威胁黑人，令他们不敢投票，因为黑人都支持共和党。西克尔斯将军之所以对南部三州寄予厚望，就是因为这三个州有联邦军队驻守，3K党等不敢太过于嚣张。

在佛罗里达，州投票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两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在仔细点算选票之后，提尔顿有80票的优势（总数是五万票左右）。随后，共和党就把各种有可能“有问题”的选票挑出来。在2：1的委员会决定下，最后剔除了部分有问题的选票，最后海耶斯反而以多出45票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选举人于是一致投给了海耶斯（四票）。

可是佛罗里达的麻烦并没有结束。民主党的选举人（尽管失去了法定地位）向州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宣布共和党选举人的投票无效。民主党控制的法院表示支持，共和党人立即提出上诉，并使用一个拖字诀。民主党控制的新一届议会在1877年一月成立之后，立即立法宣布组成新的投票委员会，重新点算大选选票。这次毫无疑问由提尔顿胜出（90票），于是在新议会的支持下，民主党投票人也去到华盛顿投票。

南卡的情况和佛罗里达类似。经过点算，海耶斯赢了提尔顿，但是无论是在州长选举还是在议会选举，都是民主党得胜（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上分别投三场选举）。新一届民主党议会宣布提尔顿才是胜利者，于是两党的总统选举人也一起到了华盛顿。

如果说佛罗里达和南卡两者票数太接近了，所以结果有一些出入也尚在情理之中，那么在路易斯安那，共和党简直就是肆无忌惮了。该州的投票委员会的成员全部都是共和党人，巧合的是他们在诚信上都有过污点。为首的威尔斯（Madison Wells）曾经担任过重建期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但是因为诚信问题被军政府撤职。想不到转了一圈，竟然又被重新录用来担此要职。

尽管是共和党人，威尔斯却不准备无条件地对共和党奉献忠心。对他来说，实际利益更加重要。他首先接触了民主党方面的人，声称如果对方肯出价一百万美元，他就可以保证提尔顿的胜利。民主党人拒绝了这个天价，于是威尔斯又转向了共和党。一番交易之下，他保证共和党能取得该州。共和党具体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总之后来海耶斯上台后，路易斯安那的这几个投票委员会委员都在联邦当上了官。（威尔斯的竞价拍卖属于江湖传言，他本人并未承认（废话），事后也没有人调查，只不过这种言之凿凿的事通常很可能是真的。）

没有民主党人的阻挠，共和党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原先的票数统计中，提尔顿领先8000票，在这个总共只有不到15万票的州也算不小的优势了。可是，经过委员会一统计，一万三千多张支持民主党的选票宣告无效，另外约两千张支持共和党的选票宣布无效（无效票数占总票数的十分之一！）。这样算下来，海耶斯反而领先了三千多票。

民主党人对此结果自然愤慨无比，他们立即宣布共和党把持的投票委员会认定的结果无效。民主党的选举人也一并加入申述的行列。这样，南方三州都同时有两派代表上华盛顿，等待最后裁决。

俄勒冈州的情况则有些不同。这个州总共有三张选举人票，民选票中共和党无争议地以1000票左右取得胜利，可是在选举人方面却出现了纰漏。其中一个选举人是一个小村庄的邮政局副局长，这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民主党人抓住宪法中一个条款：政府的职员不得当选选举人。这个可怜的村镇邮政局副局长因为领取268美金的年薪，所以就不可以当选。这一点本来也毫无异议，州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应该找人填补空缺，可是具体方法却歧义不清。

狡猾的东部民主党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发电报通知俄勒冈民主党人，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票数排第二的人选填补空缺，而这个人当然是个民主党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这个人能当上选举人的话，那么他的一票足以让提尔顿当上总统。

这个方法无疑违反了选举的原意，但是民主党人找的技术性法律空隙也确实让人一时说不清。正巧该州州长是民主党人，他也为此开了绿灯。但是邮政局副局长和另外两名共和党选举人坚决不答应。副局长立即辞职，强调自己现在已经是平民了，有权投票。他们得到了州务卿和州议会的支持。最后，俄勒冈还是和南方三州一样，两种结果都递上了华盛顿。

这样一来，四个问题州的麻烦就全部转移到了华盛顿。到底哪些人有资格投票，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国会。在这里，共和党人就无法象在地方那样为所欲为了，因为民主党把持了众议院，与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势均力敌。

宪法规定，参议院主席（也就是副总统，在贿赂丑闻爆发之后忧患而亡，当时正在悬空中）和两院议员一起见证点票。可是宪法却没有说明，如果点票有纷争的时候，到底谁说了算。本来在11年前，两院倒是通过了规则（Joint Rule 22），必须两院都以简单多数通过才能否决州的选举结果。当时出台这条规则是为了防止南方的选举有共和党不想看到的结果。在前几届选举中，国会都运用这条规则否决过部分州的投票结果。可是这个法案“不巧”在1876年上半年刚刚在共和党的主导下被废除，原因是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要避免民主党在大选中利用这条规则和共和党作对。如果当初这条规则没有被废除，那么无法达成共识的国会就应该采用州选举委员会的决议，也就是共和党胜。无奈共和党作茧自缚，事件进入了无据可循的境地。

于是参众两院几乎同时组成调查委员会，对这几个州的结果进行审查。几天调查下来，两个委员会都不约而同地分别给出了两份报告：多数派报告和少数派报告。参议院的由共和党人提交的多数派报告认定南方三州归海耶斯，而民主党人写成的少数派认定三州归提尔顿；众议院的报告则截然相反。几天的调查对如何解决困局毫无帮助。

但是问题终归要有一个解决方法。总统格兰特早就不耐烦了，他下令1877年3月5日一定要进行总统就职典礼，一天也不能拖。而当时已经是一月底了，时间所剩无多。

最后，两院协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选举委员会，由五名参议员，五名众议院和五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组成，由他们决定到底那些选票应该怎么算，除非参众两院会共同否决，否则这个选举委员会的的意见就将成为最终决定。于是大法官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能力决定谁能够当总统。

参议院选出了三个共和党人和两个民主党人，众议院选出了三个民主党人和两个共和党人，双方5：5平手。所以关键在于最高法院的代表。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两位是民主党人，一位是独立人士，剩下的都是共和党人。根据参众两院的决定，五个入选选举委员会的大法官名额中，共和党占两个，民主党占两个，独立人士占一个。戴维斯（David Davis）作为唯一的独立人士，自然入选。在民主党看来，这个决定对民主党有利，因为有争议的州有四个，只要民主党赢了其中一个，提尔顿就能当选，而戴维斯的独立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共和党控制政府、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情况下，很难想出比这个更有利于民主党的方案了。部分共和党人对此倒是愤愤不平，可是也无可奈何。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民主党高兴得太早。稍后的同一天，一个令民主党从高峰跌下的消息从伊利诺伊州传来：戴维斯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原来，当时美国还没有联邦上诉庭。一些简单的官司可以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使得大法官工作常常耗费在一些意义不大的案件上，戴维斯对大法官一职早就已经心不在焉了。加上他本身有一股从政的热情，在1872年的自由派共和党大会上也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因此他参加了这次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选举，并早就计划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格兰特政府完结之时辞职。

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出，而且刚好和国会讨论选举委员会方案同期举行。戴维斯原本毫无希望，在第一轮中，只有一小部分独立人士投票他的票。在以后十几轮投票中，他的票数都是零，所以国会讨论选举委员会事宜的时候，根本没有把他当选的可能考虑在内。但是该州的席位争持激烈，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旗鼓相当。会议开了一个星期，还没有结果。这时，联邦选举委员会组成的基本方案已经出台，一些民主党人自作聪明，认为如果把参议员的位置送给戴维斯，戴维斯就会更加倾向民主党。于是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的第35轮投票中，这些民主党人就联同独立派议员一起把票投给了戴维斯。第二天，戴维斯就获得了足够的票数，当选为联邦参议员了。

可是这些民主党议员实在是太过一厢情愿了。作为选举委员会中唯一一名独立派委员，戴维斯面对的压力无比之大，根本一早就不想挑这个担子，可是独立派法官只有他一个，他根本逃不掉。一听到自己竟然当选参议员的消息，戴维斯喜出望外，立即以当选为由辞去大法官的工作。其实他的参议员任期从3月5日才开始，而3月4日就是选出总统的最后限期了，只要他有心坚持，那根本不是问题。

这样一来，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好心做坏事，偷鸡不成蚀把米。戴维斯辞职之后，只好另找一位大法官替上。剩下的几位大法官都是共和党人，只能挑出一个相对“独立”一些的，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布兰德利（Joseph Bradley）身上。

二月初，委员会开始点票。首先处理的是佛罗里达的选票问题。面对两份截然不同的投票结果，双方的争执点在于是否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各种证据（有没有假票，投票有没有不公正等等）以确定哪份投票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共和党人提出，没有理由去干预州的选举结果，否则就是侵犯了州的权力。而民主党人提出，确保整个选举过程的公正正是联邦的责任。共和党提出，现有提交的证据并不全面，需要更详细的证据，况且如果佛州要调查，其他州也要调查，时间根本不够。而民主党则提出，一叶知秋，光从这些证据就可以证明佛州有问题，单个问题单个解决。

讽刺的是，在辩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好像调换了身份：民主党是一向是主张州权的，这次却要求联邦纠正州的错误；共和党一向主张联邦权利，这次却要求民主党尊重各州的意见。

最后大家投票，不出意外，尽管填了独立派的空缺，布兰德利还是站在了共和党一边。8：7，佛罗里达州归海耶斯。民主党主席休伊特指出，他通过内部消息得知，布兰德利原先写了一份有利于民主党的报告，但是迫于共和党的压力，修改了报告。可是布兰德利辩解说，他是先写了两份报告，但是提交的那份正是自己觉得更有理的那份。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对于佛罗里达的结果，两院立即进行表决。参议院赞成，众议院反对，于是委员会的决定就成了最后决定。接着，路易斯安那、俄勒冈、南卡各州都用类似的方法完全一样的票数分布作出了有利于共和党的决定。

绝望中的民主党议员决定使出最后招数。一名议员计划提出弹劾案，指总统在大选时在南方派驻军队，影响大选结果，实属违宪，大选结果应该被宣布无效。这个计划太过激进，支持者寥寥。另一批民主党议员则决心在参议院动用Filibuster，通过长篇大论的演讲拖延时间，使得参议院不能及时表决南卡的决定，令新总统无法在3月5日上任。这个计划得到大批民主党议员的赞成。共和党对此愤恨万分，扬言报复。倘若民主党真的执行这个计划，局势向哪方面演化真是难以估计。

前文说了这么久，却很少提到候选总统。事实上，海耶斯在这一系列的争议中，基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竞选经理和国会领袖（主要就是康克林）一手包办。海耶斯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他一早就意识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暗里一早就派人和民主党人接触，寻求妥协方案。

其实，海耶斯和民主党人也不乏共同语言。至少表面上，他们都主张南方和平，都主张改革。海耶斯早期是一名辉格党人，和南方的原辉格党的民主党人还有着联系。于是他就从这些人入手，打通了与南方民主党人和提尔顿的对话之门。提尔顿显然也不愿意看到美国陷入宪政危机，甚至有进入下一场内战的危险。在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时候，他也愿意和平地结束危机。于是在两党明里交锋势成水火时，两位总统候选人却在背后讨价还价。

双方暗里达成的协议大致有这样几点：海耶斯严格遵守自己在接受提名宣言中的承诺，把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宣布南方重建完成；内阁阁员中要有南方代表；联邦增加对南方基建和教育的拨款；而南方则愿意接受黑人的投票权和平等权。

双方谈妥条件之后，提尔顿通知国会议员，filibuster不需要了，自己决定认输。南方议员几乎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也放弃了对抗。海耶斯最终以１８５：１８４胜出了这场旷世大战。1877年3月5日，海耶斯正式宣誓成为美国的第19任总统。

1876年的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一届。它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选举中，一个候选人赢得超过半数民选票却输掉了总统宝座的选举。它也是选举人票差距最小（1票）的一次选举。一共有四个州有决定性意义的选票争议。从州到联邦，包括联邦政府、国会和法院都参与了这次总统的大辩论。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大概只有2000年的选举可以勉强与之一比。

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和爱好者还在争论到底谁应该赢得这次大选。如果没有共和党重新点票和最后裁定的偏私，提尔顿应该能够胜出。但是当时多个南方州的黑人受到威胁没有投票，考虑到这一点，海耶斯又有胜出的理由。假设终究还是假设，海耶斯胜出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了。

尽管1876年的整个大选过程充满了肮脏的弄虚作假、舞弊和党同伐异，不过，有两点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虽然整个过程都充满对抗，但是从头至尾，各方都始终寻求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没有尝试诉诸暴力；在硬碰硬的同时，柔性的妥协最后发挥了决定性的力量。前者是民主法治社会最可贵的原则，后者是政治角逐的真意。美国在100多年前就能做到这点，确实难能可贵。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五）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四）腐败政治与昙花一现的自由派共和党（第二十二届，1872年）

格兰特是继华盛顿、杰克逊、哈里森和台勒之后第五个行伍出身的总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光辉的领袖，有着过人的坚定、毅力和睿智。共和党领袖深信这位由他们拥上前台的领袖能和他们精诚合作，继续把共和党的精神发扬光大。

可是，格兰特让这些领袖们迅速失望。格兰特在战争时期的巨大成功，掩盖了他之前40年郁郁不得志而累计成的人格不足。他孤独、多疑、专断、自卑，对政治无知，缺乏行政能力、没有政治理想（除了当总统）。这一切首先表现在他对内阁的任命上。上台之初，他就不顾劝阻，乾纲独断地组成了自己的内阁，用人标准只有一个：任人唯亲。他的阁员几乎都是他自己的好友，并且在历史上全部都被认为不合格，唯一的例外是国务卿。对此，共和党领袖纷纷表示反对，而格兰特的应付手段就是收买。

共和党本身也在更新换代。旧一批激进派（森纳等人）在本质上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为共和党的理念——废除奴隶制，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激进”不过是他们用以达成目的的方法。当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却发觉原来自己的所谓“激进”在国会共和党后辈看来已经成为了保守。这些后辈没有理想主义传统，却把保持官位、谋求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格兰特为了获得这些议员的支持，就许诺让这些议员的朋友和家人加入自己的政府。最后，格兰特就在这些拿到好处的国会议员的支持下，顺利通过了对其亲友的内阁委任。

在总统“以身作则”之下，新一辈共和党议员把政治分赃、权钱交易，私相授受，党同伐异等政治陋习发挥到极致。从政府到国会，华盛顿满是各路带着钱袋子和支票本的掮客。格兰特时期的政治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腐败”。

在格兰特上任之后不久，就爆发了“黑色星期五”的丑闻事件。在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以应付战争的财政压力。战后，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变大，改革派议员纷纷要求废除纸币，重新起用铸币，于是市场预期政府会用黄金赎回纸币。两个投机商收买了格兰特的妹夫，向总统推荐了一个被收买的人去担任负责黄金买卖的财政部次长。这两个投机商探得政府的口风，开始疯狂囤积黄金，令金价迅速攀升，严重扰乱了美国的金融秩序。最后，财长为了平定金价，被迫大手抛出黄金，美国黄金股市大幅跳水，酿成了黑色星期五事件，导致跟风的投机商损失惨重。而那两个收买了特兰特妹夫的投机商早一步刺探到政府消息，提前抛出黄金，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事后丑闻曝光，舆论哗然。由于那是现任总统的亲戚第一次卷入了贿赂案，特别有轰动效应。可是由于案件的一个关键证人——总统的太太——由于身份特殊，可以享受豁免上庭的权利，最后案件不了了之。

在政治上，格兰特并无主见。他对待南方问题可以用摇摆不定、鸵鸟政策、得过且过来形容。在“旧”激进派力推之下，国会通过了第15修正案（黑人选举权），在南方各个州匡正15修正案（黑人选举权）重归联邦之后，他确信南方的问题已经“解决”，再也不愿在这件事上节外生枝。

当时旧激进派和新激进派在南方各州事务上针锋相对。旧激进派认为，南方重归联邦后，应该实行宽容政策，把精力放在全面的改革上，为缔造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而新激进派则主张继续严厉对待南方各州，力图进一步扩大共和党的势力。格兰特就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

南方战败之后，不甘心失去政权的白人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3K党（Ku Klux Klan），3K党原意是小圈子，由几个南方退伍军人在田纳西建立。从1866年开始，3K党就开始进行专门针对黑人的恐怖主义袭击，包括杀人、放火、恐吓，抢劫等等。除了黑人之外，南方白人共和党人也不能幸免。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这些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外，南方共和党的基础也开始削弱，因为3K党在选举前不断恐吓黑人，令他们不敢投票。这使得共和党的在南方各州的执政基础岌岌可危。这一切是新激进派议员不能容忍的。

南方各州的州长不断呼吁联邦派军队镇压3K党。但是格兰特坚持那是各州的内部事务，只能由各州自己解决。无奈之下，南方各州只好重新建设当地的民兵组织。一轮镇压之后，3K党的宣布解散。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民兵镇压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徒然增加了南方白人的反叛情绪。各种形式的地下武装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南方崛起，南方局势变得一团糟。

由于共和党人行为过激，南方民主党人渐渐夺回了南方的政权。北卡州的政党权力变迁成为战后南方各州政治变动的缩影，是这个过程的绝好注脚。共和党州长霍尔顿（William Holden）在北卡实施军事戒严，并大规模搜捕隐藏各处有可能的3K党分子，甚至不顾法治原则，结果引起白人的恐惧。在州议会选举中，共和党终于落败，北卡又重新落入了民主党手中。民主党一不做二不休，发起了州长弹劾程序，在1870年12月成功弹劾州长。可怜的霍尔顿耻辱性地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州长。

共和党渐渐丧失了在战后短暂取得的南方的领导权，南方成为了民主党的票仓。这个局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彻底改变。

格兰特对于南方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把黑人迁离南方。时逢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于经济危机陷于破产，主动希望并入美国。格兰特把这个看作是解决黑人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他的构思下，这个岛国可以充当黑人的避难所——只要把黑人都送到这个小岛上，种族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于是格兰特把大量精力放在这个小岛国上。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只要向多米尼提供15万美元，多米尼加就自愿并入美国，成为一个新的州。可是当时与格兰特顶牛的参议员森纳强烈反对，最终方案未能通过。

由于在多个议题上，总统都与旧激进派共和党员存在极大的分歧，反格兰特的共和党势力也开始发酵。1870年开始，密苏里参议员舒尔茨（Carl Schurz）成立了自由派共和党（Liberal Republican Party），高举社会改革、实现真正的共和党理想的口号。自由派共和党旋即得到多份左派报纸的支持（这点非常关键），旧激进派的议员也开始陆续加入。最后，其他因各种原因反对格兰特的议员也纷纷加入，自由派共和党成为一个反格兰特的大联盟。

1872年的总统竞选旋即到来，自由派共和党在辛辛那提召开史上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党大会。党大会中提出对南方宽容的政策、财政系统整顿（再次实行金本位制）以及公务员体系的彻底改革。他们提出，公务员体系应该从杰克逊时代建立的政治分赃系统恢复到以前跨越党派的择优而录系统。

自由派共和党人在社会改革方面争议不多，但是在总统候选人上却争议甚大。舒尔茨担任主席，无意竞选，而一向的领袖森纳也以年纪大为由拒绝出战。从民主党再次跳槽到自由派共和党的崔斯倒是有意最后一搏以完总统梦，可是他实在是太过于脱离时代，并无人响应。最后，多人混战之下，两个人脱颖而出，进行最后抢擂。

第一个人选亚当斯（Charles Adams）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他的祖父约翰·亚当斯和父亲约翰·昆西·亚当斯都是总统，可谓根正苗红。而另一位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奇怪的参选人，他叫格里利（Horace Greeley），是纽约一份报纸《纽约论坛》（New York Tribune） 的主编。这份报纸是一份老牌的左派报纸，在格里利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他不断利用报纸为左派（从辉格党到共和党再到自由派共和党）打气，为左派立下汗马功劳。尽管他在政论方面非常资深，却从未有任何从政经验，堪称政坛赵括式的人物。

在大会上，某个西部参选人因为得不到东部媒体的支持，很是苦恼。灵机一动之下邀请格里利作为副总统参选，他欣然答应。想不到这个决定却诱发起东部媒体大亨们的新鲜念头：何不直接把格里利推上总统候选人？结果格里利反客为主，当上了候选人。由于自由派中媒体的势力强大，格里利成为可以与亚当斯抗衡的唯一人物。两人在连续6轮投票之后都旗鼓相当，最后在媒体界如簧之舌的策反下，媒体代表终于战胜了政界太子党，成为美国第一位媒体出身的总统候选人。密苏里州长布朗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这边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民主党大会前些年郁郁不得志，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弟弟。党内有识之士提出了新的启程（New Departure）的口号，提出应该结束对南方重建的对抗以及接受黑人选举权这个事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挽救民主党，就连一向的铜头派维兰迪甘也支持这点。正值自由派共和党挑起了反对建制的牌，民主党自然也乐于跟上，两党渐成一气。在民主党党大会上，民主党人为了总统人选争吵不休。最后，联合派占了上风，决定支持自由派共和党候选人，以便两党联手推翻共和党统治。

共和党的提名倒是毫无争议。格兰特在自由派反对之下，全面倒向新激进派。于是新激进派把持的共和党再次提名格兰特作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倒是经过激烈竞争，现任副总统科尔法克斯不敌来自麻省的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

这样一来，1872年的总统竞选成为最可悲的一届选举。两个候选人都不够资格，一个既没有政治主见也没有经验，另外一个则过于独断专行，而且任人唯亲。选民们痛恨腐败，但是却没有更好的选择。格里利既没有任何政治实绩，本人亦毫无魅力，他和布朗的形象和事迹反而成为讽刺漫画家们笔下的绝好题材。相比之下，格兰特至少还有战争英雄的余威。就连上帝仿佛也站在格兰特一方，美国经济当时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却奇迹般地又多挺了几个月。这一切都注定了自由派共和党的败势。

最后的投票结果是格兰特以286比66横扫格里利。这个结果对于格兰特不过是把他腐败的政治再多延长四年，但是对于格里利而言却是致命的。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格里利的太太在投票前几天去世。在他惨败之后，《纽约论坛》就立即翻脸不认人，开除了他的总编职务。在三重打击之下，格里利在11月29日去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大选完后，但是选举人没有正式投票之前就去世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为选举人投票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有的州的选举人继续投票给格里利，结果因为不合规定被认定无效；有的州则把票投给了对手格兰特，遭到了选民的痛骂等等。当然这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一度欣欣向荣的自由派共和党遭受如此沉重打击，一蹶不振，从此烟消云散，党员分别重归共和党或者流入民主党。

格兰特的腐败统治得以继续维持，而这四年比前四年更加不堪。勉强多维持了几个月的经济繁荣突然倒塌，积聚已久的1873年经济危机终于爆发，美国陷入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衰退中。内战以来一直蓬勃发展的铁路业首当其冲，四分之一倒闭。失业率上升到14%。衰退时间长达6年。

经济如此恶劣，腐败却依然如故。财长首先陷入了三百万国税失踪的丑闻。而牵涉其中的格兰特私人秘书却被格兰特运用特赦权赦免。随后战争部长又被揭发收受了贿赂，正当国会准备弹劾他时，格兰特又运用自己的权力接受部长的辞职，使他免于弹劾。接着新财长又陷入了侵吞政府财产的丑闻。再接着，前任副总统陷入了非法低价买入上市公司股份的丑闻，而有趣的是，现任副总统也陷入了同一件丑闻，最后副总统仍然以辞职了事。

格兰特和共和党一团糟的统治的最大得益者无疑就是民主党。在自由派共和党解散之后，相当一部分人流入到民主党，增强了民主党的实力。格兰特政府的腐败让民主党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重新夺得了国会中的大多数。在南方各州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也获得胜利。这一切让民主党再度崛起，看到了1876年总统选举的希望。共和党在格兰特政府信誉尽毁之下，如果还能保住下一届总统宝座，那将无异于奇迹。然而，奇迹果然无处不在。

惊闻四名女中学生挑战朱棣文

日前看到一篇报道，上海四个女中学生质疑美国能源部长兼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的言论（http://news.sina.com.cn/c/edu/2009-07-15/153015958117s.shtml）。朱棣文说，把屋顶漆成白色，就可以大量反射太阳辐射热量，降低温室效应。而四名女中学生提出，朱棣文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地球的热量主要来自地球内部，而考虑到这点之后，实际效果完全相反。她们还在老师指导之下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女中学生挑战国际超级大牛，无论在哪方面（上海、中国，女，中学生，美国，诺贝尔，部长）都有轰动效应，确实是新闻的好题材。可是如果仔细看一下那篇文章，却发觉这几位女孩子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搞错了。

首先，朱棣文所说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强调的是把屋顶和车顶涂白，以降低屋里和车里的温度，以减少使用空调的耗电，从而降低能量消耗（见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may/26/chu-us-climate-change），根本和什么把整个地球涂白什么的无关。

其次，即便她们对朱棣文说话内容的理解是对的，她们的反驳也是错的。四位女生批驳朱棣文的理论依据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她们认为地球热量主要来自地球内部。而事实上呢，关于地表热量的来源问题，科学通过两百多年的研究和测量，早就已经有了结论。

对于地表温度变化而言，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太阳辐射。简单而言，过程是这样的：太阳发射的短波能够通过大气层，照射到地表，加热地球。而地表吸收后，放射出长波（能量比短波低）。这些长波能够被空气部分吸收，再重新辐射到地表，把这部分能量都留在地球上。如果地球的空气层象金星一样厚，那么绝大部分长波都滞留在地表，地表的温度就会变成过一百度。

地热确实能影响地球的温度。但是主要由于地壳传热率低，传到地球表面的地热与太阳辐射相比非常小，仅仅是太阳辐射的2000到10000分之一（根据不同估算）。而且，由于地表温度低，辐射出去的能量绝大部分是长波，这些长波有80%被大气截留而重返地面。

了解到这些基本的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女孩子们的论证做一分析。首先，应该肯定，在没有大气层的条件下，如果地球“表面”能量比外来能量大（太阳辐射）的话，那么提高辐射系数（把表面涂成黑色），确实是有助于降低地球表面温度。但是，这个原理被女孩子们应用到地球时出现了两个问题。

首先，地球表面辐射的能量与到达地表的能量有关，但不与地热总能量直接相关。而这个到达地表的能量又远远小于太阳辐射能，因为涂黑表面在增加辐射系数的同时也会增加对太阳辐射的吸收系数，所以涂黑表面反而会升高地球表面的温度。其次，地球辐射到太空的能量以长波为主，绝大部分被大气吸收再辐射回地面，因此提高辐射系数对这部分能量排放到太空和降低地表气温没有太大帮助。而太阳辐射到达地球表面以短波为主，大气基本是透明的，如果减少辐射系数（把地球涂白），那么就会减少地表吸收，使更多的短波被反射回太空，这对降低地表气温帮助更大。

所以，朱棣文是对的，女孩子们错了。

女孩子们的实验和地球的情况相差很大，一来没有大气层，二来没有地壳的隔热层，显然不可能模拟地球的真实环境。而且在实验中，电热棒和白炽灯的加热效率的比例远远不能和地热与太阳相提并论。无论如何，这个实验对于地球气温的模拟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在我们那个年代，长大能当上科学家是一种光荣。现在潮流变了，难得后辈还有人这么爱科学，其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是学习科学不应该好高骛远，不应该事事以反驳到大牛为目标。在反驳别人之前，也应该了解一下别人为什么有这种说法，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之道。

另外，加强一下自己的基础知识是必要的。其实我上文说的知识，一些在初中就教过（至少我们那时是这样的），比如地球气温由太阳辐射决定，大气层对地球的保温作用，长波和短波等等。即便是一些知识和数据，翻一下教科书或者上网查一下也可以查到。

当然，这里着重应该指出的是指导老师的不足。从这位指导老师的一段话：“如果地球的热量主要来自于太阳辐射，那么地球会像一个从烤炉中取出的面包外焦而内不焦，地球表面温度应大于地球内部温度，而事实上地球如同从热炉中取出的一个热煤球，放了几十分钟后是一个内热而表面渐冷的球体。”来看，这个指导老师对于地球表面温度的知识严重不足，如果说烤面包论还有点道理，煤球论简直就是胡扯。

我觉得，初级科学爱好者的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应该自己先弄清楚课题的原理，再诱导和鼓励学生思考，而不应该在自己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杜撰出一些莫须有的理论，指导学生往错误的方向研究。

后来，再上网一看，原来这个其中一个学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随时要上美国大学的，早就在媒体上以天才少年的噱头炒作过。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个根本是一个炒作，是为自己获取获得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增加资本的。在事事都可以被炒作的时代，莫非连严谨的科学态度也要被丢在被人遗落的角落吗？事实是否如此，我自然无从而知。若果真如此，我就只能耸耸肩，含笑不语了。

【元07】自然发生说（三）

文：尼伯龙根·蜗藤

17世纪的西欧的科学之风已经开始卷起，一批批的科学爱好者正在转变为科学家。科学家之间的沟通越来越频密，第一个科学家组织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在1660年建立。早期的科学家，即便是象雷迪那样的兼职科学家大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出身优越，衣食无忧，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这些似乎是成为科学家的最重要条件，特别是考虑到当时书籍还是一项稀缺资源，搞科学还没有人为你发工资的情况下。

可是谁又能想到，一个最不符合以上条件的人竟然能成就堪称史上划时代的发现呢？在这个发现之下，人类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了随处可见却又无人得知的领域。

这个人就是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有人可能会被这个中间的van字迷惑了，van不是贵族才能用的字眼吗？可是在列文虎克出世时，家境早已中落，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卖篮子的商人。列文虎克16岁开始就在一间布店当学徒。这种条件下，当然谈不上什么教育，他只会荷兰语。鉴于当时绝大部分科学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也不可能有任何接触科学著作的机会。

列文虎克

然而，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不是高深的学识，而是好奇心和求知欲。在20岁的时候，列文虎克第一次见到了放大镜，那个镜子能把物体放大3倍。他一下子就被这个镜子迷住了，那种能够放大物体的神奇令他对放大镜爱不释手。如果他对科学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他就会知道早在50多年前就有人发明了显微镜，科学家也已经把显微镜运用在科学研究上。比如我前文提过的列文虎克的同胞斯旺梅丹已经用显微镜观察昆虫的结构了。他所用的显微镜还是结构更为复杂的由几块玻璃片构成的复镜。

大约在30岁之后，列文虎克开了一件买窗帘布的小店，做起了小商人，终于有一定的空闲了。一般人可能娱乐休闲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列文虎克一直念念不忘神奇的镜子，于是用业余时间跑去玻璃厂学磨镜。列文虎克有天生的巧手，他的磨镜技术很快就连老师傅也比不上了。学会磨镜之后，他就开始制造自己的第一台显微镜。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个磨镜老人总共磨了500多块镜片。

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在现在看来非常简单，只是一个原始的单镜。他把镜片装在一块铁板上，镜片前面有一个针型平台，那是用来放样品的（他的样品通常就是一滴水）。和这个针形平台相连的就是一些螺纹轨道，以调节针形平台的位置和镜片和样品之间的距离。要能看到放大的样品，眼睛必须紧贴着镜片。长时间这么看，眼睛和脖子都会很累。

列文虎克的显微镜

若是列文虎克懂得更多的光学知识，他就很可能知道理论上说来如果用复镜的话，放大倍数会比单镜高，造型也会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但是世事其妙之处就在于此，尽管理论上复镜比单镜好，但是由于列文虎克的磨镜技术高超，加上当时复镜的制造技术还不成熟，他造出来的单镜竟然比斯旺梅丹他们的复镜放大倍数更高。列文虎克的最高纪录是制造出放大超过200倍的单镜，而当时复镜的放大倍数只有20到30倍。

与其他科学家相比，列文虎克有着更胜人一筹的先天优势，那就是他非凡的视力。在观察主要靠眼的时代，有一双好眼力的眼睛是科学家宝贵的财富。天文学家丹第就是靠一双有过人视力的好眼睛，积累了大量普通人观察不到的星象，从而为他视力不好的徒弟开普勒留下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他能够从中推敲出开普勒天体运行三定律。除了好眼力之外，列文虎克还有过人的耐心和实验技巧，比如他能长时间地不厌其烦地调节样品的位置，比如他能很好地掌控光源的强度等等，这些都为他的成功打下基础。

当然，列文虎克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有一般人不具备的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在制造了自己的显微镜之后，他几乎把一切自己能弄到的东西都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水塘、泥巴、食物残渣、皮屑乃至人体分泌物等等，一个也不能少。在显微镜下，他发现了无数新鲜的生物，寄生虫、细菌、草履虫、鞭毛虫、绿藻以及精子等等。他把自己发现的会动的微生物通称“小动物” （animalcules）。可以说，列文虎克为人类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新世界，这在科学界中的意义并不亚于哥伦布的远航发现新大陆。

这时列文虎克发觉了自己的不足——缺乏画画的技巧。幸亏列文虎克请到了一位好助手，能够根据列文虎克的描述把他看到的东西画出来，这些图画加上列文虎克自己的文字描述，把一个原本不为人知的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

列文虎克观察到的“小动物”

在皇家学会看来，列文虎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科”。尽管开始他寄来的有关昆虫的观察文章得以顺利发表，但是在他声称自己发现了“小动物”的时候，这些成名的科学家都不相信。而列文虎克也对自己的磨镜技术严加保密，无论如何不肯说出自己如何能把镜子磨得如此好的秘密，以致他的观测长期无人能够重复。也因为如此列文虎克的文章一再被封杀。最后，经不起列文虎克的一再要求，皇家学会派了由三个科学家组成的特遣队，去亲眼验证列文虎克到底有没有说谎。由于列文虎克的实验重复性极高（只要有好镜子和列文虎克的实验技术，这个是必然的），所以特遣队一下子就被说服了。列文虎克的发现这才公诸于世，而列文虎克也从民科转正成为皇家学会的正式会员。

列文虎克的实验结果震惊了欧洲科学界，而一度死寂的自然发生说获得了转机。

在列文虎克显微镜下面的小动物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列文虎克认为它们也有交配的过程，和我们常见的动物一样。因为他观察到了两只小动物凑在一起的现象。但是也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不过是一个动物分裂成两个动物的现象。在“大”动物中，这种现象也存在，比如水螅也会如此分裂。还有人提出，所谓的小动物“交配“其实不过是动物在外力作用下被震断，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而已。在“大”动物中，被弄断的动物变成新的动物也不是没有，蚯蚓就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这样显然不能算是“正常”的生育方式。

由于科学家们对于小动物的成因莫衷一是，在自然发生说影响力尚未消退之际，有人重提就不足为奇了。支持者认为，尽管大动物不能自然发生，但是“小动物”却是可以自然发生的。列文虎克自己并不相信自然发生说，便决定向雷迪学习，用实验的办法去反驳自然发生说支持者们的论调。

他的实验是这样的：他用瓶子装着捣碎的辣椒和新鲜的干净雨水，然后用火加热，他相信这样就可以杀死里面的小动物。然后他把瓶子用火封口。而在对照实验中，瓶子则开口。在实验之前，他检查了两个瓶子里面的水，确信都没有活的小动物。而在两天之后，他观察了开口瓶子里面的水，发现有很多小动物。这是对的，一切进行得合符预期。他相信这些小动物是外面空气带来的。

他多等了两天再打开封口的瓶子。他惊讶地发现，里面同样有很多小动物，他们也是形态各异，活动自如。即便他重复该实验，加长了加热时间，结果仍然如此。

列文虎克沮丧却又如实地向皇家协会报道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在报告中，他懊恼地承认，自己一向反对的自然发生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应该说，列文虎克实验的所设定的条件比雷迪的更为苛刻。首先，列文虎克的实验采用了预先加热的步骤，这个可以保证（或者试图保证）杀死所有的活的生物。其次雷迪的瓶子是通风的，而列文虎克的瓶子是用火烧玻璃完全封闭的，保证了完全的隔离（当然也没有空气流通）。可见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如果还能发现小动物，那么这些小动物必然是自然产生的了。

可是列文虎克的观察对象远比雷迪的陌生。他虽然观察到很多小动物，但是当时科学界对这些小动物的认识几乎为零。我们现在把这些小动物都通称微生物。如果用现在的知识来回顾列文虎克的实验的话，他很可能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可能是加热的时间不够，没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其次是没有在压力下加热，即便把活动的微生物杀死了，也不能杀死孢子。至于在为什么在隔绝空气中微生物也能生长，一个可能是瓶子里的空气还足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列文虎克发现的“小动物”实际上是厌氧细菌。当然，当时的科学家对此一无所知。

列文虎克的结果虽然不合自己的预期，令他痛苦不已，但是这却对生物起源问题有极大的意义。首先，列文虎克的实验结果大大支持了自然发生说，被认为是自然发生说的直接性证据，促使了自然发生说的复兴。其次，尽管雷迪的实验甚为经典，但是在对付微生物这样的小东西却不适用。而列文虎克的实验改进了雷迪的实验，成为了验证微生物起源问题的标准性实验。以后的实验基本模式都是如此，不过是在如何加热和隔离上再做文章。第三，从列文虎克开始，关于自然发生的问题都在科学的框架中进行，科学家虽然各执一词，但是都采用实验和推理的方法验证，这无疑是科学的胜利。

而与列文虎克证明自然发生说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上也传来了令自然发生说支持者感到鼓舞的消息。这就是在上一篇提到的关于胚胎的渐成说和先成说之争。前面我们说过，简单地说来，渐成说有利于自然发生说，先成说不利于自然发生说。

哈维的先成说虽然凭借着他巨大的威望得到了不少的支持。但是反对派很快就搜集了反驳的证据。最好的反驳例子就是再生（regeneration）的现象。比如上文提到的蚯蚓，被割断了之后，两断都可以生成完整的蚯蚓。如果先成说是对的，那么被割断的蚯蚓根据什么来生成被割去的部分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先成说只好认为那些在卵子中已经存在的微型动物先天性拥有面对这种情况的能力。而这种说法又显然不令人信服。于是渐成说又慢慢地和先成说拉成了均势。

既然直接和间接性的证据都支持自然发生说，自然发生说终于在18世纪初期重现复兴。但是反对自然发生说的学者也不示弱。于是在列文虎克实验的基础上，一场横跨两个世纪扩日持久的实验拉锯战揭开大幕。

美国怎么处理原住民问题

文：尼伯龙根·蜗藤

人们常说美国是个民族的大熔炉。这点确实不错，要论世界人种和民族最多的国家，恐怕美国认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美国的纽约市更被称为世界人种展览馆。一个国家的种族民族多了，多少都会有些问题。比如历史上，黑人一直受歧视。不过时移世易，自从美国人权运动以来，总体而言，摆在明处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基本消失。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当选成为第一个黑人总统，实现了零的突破，黑人的地位处于前所未有的上升趋势。现今，如果从民族多样性和民族矛盾的比例来看，美国无疑是最低的国家之一。

美国民族问题上的稳定，一般会归功于美国的熔炉式的政策。所谓熔炉式的政策就是指美国的民族以杂居为主，尽管每个地方都多少有些民族的社群，但是在城市这个大尺度来看，基本上没有单一组成的少数民族。民族的杂居使得民族之间的隔阂减到最少。

美国这种熔炉式的民族政策能够得以实现，自有其先天性的原因。美国绝大部分人都是移民过来，即便是黑人祖先，也是被贩卖过来。他们都不是这片领土上的原居民，在来到美国之后，也自然地向各方扩散。所以这种熔炉式的民族聚居形态与其说是政策使然，还不如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在美国本土上，唯一的例外就是印第安人。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是美国土地上的唯一种族，他们有自己的自然聚居形态，因此美国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也和其他民族有所区别。

从历史上来看，殖民地时期和建国早期政府一向把印第安人领地视为外国，印第安人事务属于战争部（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管理。美国政府和印第安人的关系时战时和，土地被视为战利品，胜者为王。

从杰斐逊时代开始，美国政府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就是一边归化印第安人，帮助他们从游牧转向农耕，一边以向印第安人赎买土地的方式把印第安人从原居住地迁往较为贫瘠的中西部。对比起强占和驱赶，赎买当然是较为文明的方式，但是根据各个总统的政策不同，具体如何赎买也有很大区别。比如杰斐逊总统是真心推行赎买方式的，价格高，也不硬性执行。但是30年后的杰克逊总统就没有这么有耐心，所谓的赎买的价格之低基本和强占无异。1830年通过的印第安移除法（Indian Removal Act）的通过，把5个已经农耕化的印第安部落通通强行移到中西部，酿成了印第安人的大灾难。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通过立法建立印第安保留地。建立保留地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以保证美国人对西部土地的需求。

印第安人的泪之径（trail of tears）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新思维。为了减少美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格兰特总统提出把印第安人美国化的构思。他的想法是把印第安人从保留地或者原居地移出，分散送往全国各处，在新的地方分配给他们土地以保证他们的生计，让他们接受美国式的教育，最终使他们彻底融入美国社会。不管最后的效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格兰特是一个怀有良好愿望的总统。在他看来，他推行的这套方案实在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使双方冲突减少，有利于民族和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印第安人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加入美国的民族大家庭。两相考虑之下，印第安人获益甚至更大。

可是事与愿违，这个政策在总统看来是一片良好的前景，实际却掀起了美国史上最血腥的几场印第安战争，包括最有名的苏族战争（Sioux War）。最后，格兰特的政策被迫草草收场。格兰特一片好心，换得了如此结果，当然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在格兰特时代的腐败和贪官当道，使得很多初衷良好的政策到了实际执行当中就大打折扣等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格兰特作为美国总统是以白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考虑解决民族冲突问题的。

我2006年曾经到过南达科他州的著名景点总统山（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也就是把整个小山头凿刻成为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个总统头像的那个景点。与之相比，给我印象更深的反而是和总统山对望的令一座更为雄壮的大山头。当时整个山头仍在漫长的施工当中，工匠们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要将整个山头变成印第安苏族民族英雄野马（Crazy horse）骑在骏马上飞奔的巨型雕像。整个雕像如果完成的话，将高达172米，野马将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四位美国总统.。这个工程已经进行了60年，主持者家族以一种愚公移山的方式，发誓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去完成这项旷世工程。印第安人希望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特别纪念这位在苏族战争中去世的民族英雄。尽管这项工程因为资金种种原因，仍旧前路漫漫，至今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还只是野马他俊悍的面容，但每当读到这段历史，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野马山”，令我心中唏嘘不已。

野马（Crazy Horse）雕像

格兰特之后，美国政府经过一轮反复，还是希望继续推动印第安美国化，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印第安人的问题。印第安人的土地一向是实行公有制，有人认为这是制约他们美国化的最重要障碍。于是在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达维斯法案（Dawes Act），其中规定部落的土地不再归部落所有，而是分配到每个印第安人手中。伴随着达维斯法案，美国再次掀起印第安的归化潮，在保留地内外都有专门的印第安学校，对孩子进行西方式的教育。在学校内，用英语教学，不许学生在校内用本族的语言，基督教是学校内的唯一宗教。用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灭绝式的政策，但在当时却被主流社会视为一大德政，是为了挽救这个快给社会淘汰的民族。在几十年的努力后，美国国会在1924年通过法令，给予印第安人人美国公民权。

大力推行美国化运动成果如何？20年代末的报告指出，尽管和以前相比，印第安人较为融入美国社会，但是他们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生存状况并没有比之前更好。相反，土地个人化的后果是约三分之二的印第安土地流入了白人之手，印第安人失去了依赖传统方式生活的能力，印第安文明大面积消失。报告建议，在学校废除单一文化教育，重新让印第安人接触自己的传统文化。

印第安人寄宿学校

对于美国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白人一场处心积虑系统地夺取印第安人土地和摧毁印第安文化的阴谋。这在我看来未免过于阴谋论。土地私有化和保护私有财产本来就是美国立国之本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推而行之可谓势在必行。而土地私有化后出现的所有权转移乃是正常的经济活动，财产上处于劣势的印第安人土地的减少实属必然，而且那些土地多属贫瘠之地，似乎也不值得行使如此阴谋。但是，土地所有制从公有转为私有，客观上必然导致原本捆绑在土地公有制上的相对稳定的族群大利益，被拆分成为足以将族群四分五裂、但同时可以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人小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土地所有制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是令印第安部落权力结构和族群凝聚基础分崩离析的最根本原因。至于印第安文化的消失则更显而易见是美国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也是这个运动的初衷。从美国白人思维出发，要让印第安人彻底融入美国社会，必然会导致本土文化的衰亡，两者不能兼得，也大可不必兼得。但是，如果从印第安人的思维出发，这场运动无论是从初衷到结果，恐怕结论就要完全改写了。

无论如何，在30年代，美国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一群关心印第安本土文化的社会活动家的推动下，国会在1934年通过了印第安重新组织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而其中的领头人科利尔（John Collier）也被任命为印第安人事务主管。在他的主政期间，各个印第安部落又重新组织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联邦政府给予大量拨款用于教育和公共医疗。印第安保留地内重新出现了生机。

与美国化运动一样，重新组织法也是充满争议。尽管印第安部落的土地得到显著增加，印第安人和其他种族的冲突也有所减少。但是它还是招来很多批评，认为重新组织法导致了民族融合这个大目标的倒退，而在20世纪的美国领土上，居然还有根据“古老”的方式去统治的地方，根本就是与发展潮流逆行。部分融入了西方主流社会的印第安人也批评这种做法阻止了印第安人进步的步伐。

在种种争议声中，印第安政策再次出现反复，也就是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印第安终止政策（Indian Termination Policy）。所谓终止政策，就是要取消印第安事务管理局，解散印第安人的部落结构，取消印第安人保留地，停止印第安人的税收和法律特权。总之，就是要做到美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有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政策不仅得到白人的支持，得到美国化的印第安人的支持，甚至也得到不少印第安部落首领的支持。支持者甚至把终止政策与林肯的废奴宣言相提并论，因为这样才使印第安人从此有了真正的平等权利。

乍眼看来，终止政策在目的上是正面的（真正的民族融合），法理上是坚实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伦理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不少印第安部落首领支持）。在20世纪中，美国已经足够强大和自信，不用担心任何的印第安人的威胁了。如果说19世纪后期的美国化运动还可能有那么一点阴谋的话，那么70年后的终止政策应该是出于一番真心。

可是，这个政策很快就带来连串恶果。按照规划，保留地从部落式的公有制转变成为股份制的企业，每个印第安人可以通过企业的投资盈利获得收入。但是在取消了联邦政府优惠之下，这些印第安人企业立即面临外界的激烈竞争，在短暂繁荣之后，纷纷面临破产的困境。印第安人大批赤贫化，生活质量大规模倒退，更不用说文化的迅速消亡。

于是在短短十几年后，终止政策就喊停。在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等总统的主持下，美国的印第安政策再次出现重大转变。印第安人重新赋予在保留地内自治的权力，自治政府重新组织起来，自治区可以有自己的法律，联邦对印第安人保留地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文化多元化受到鼓励。最终，印第安的政策基本重新回到了30年代的理念。

现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变为部落自决政策。联邦不再强行推广终止保留地的计划，但是如果某个保留地申请取消保留地，美国政府也欢迎。对于决定维持保留地制度的地区，政府除了在医疗、义务教育和儿童福利等几个关键福利问题上外，原则上不干预保留地内部的管理。在我看来，目前的这个制度，取得了各方面的平衡，不失为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现代的印第安人部落

美国的印第安政策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在我看来，首先是要避免以主流社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思考方式。在主流社群看来，无疑自己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并不代表其他少数族群也这样认为。即便一些我们现代人觉得非常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英语、现代社会的法治等等，其他少数族群却不一定乐于接受。金庸在《白马啸西风》以高昌人拒绝唐朝文化为例子，也说过“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偏不喜欢”。

其次，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熔炉式的民族政策就一定是最佳的。对于原住民式的少数民族，基于自愿的适当隔离，划出保留地让他们实践自己的制度和法律，让他们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生活和发展，也可能是更佳的选择。民族融合一体当然很好，文化多元化也不坏。

第三，一个民族的进步，归根到底是靠自己的内在的动力，一个民族的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外人可以通过柔性的方法影响，但是绝不应该替别人做出决定。即便要推行民族融合的终极目标，也绝对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少数民族自愿走出自己的社群，融入主流社会，当然应该欢迎。但却绝对不能使用强制的方法，美国化运动的惨痛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庄子有言，“使物自喜”是明君治国之道。在我看来，“使物自喜”放在民族政策上，既应是最良好的初衷，亦会是最智慧的途径。“良好”取决于如何定义“自喜”，“智慧”取决于如何拿捏“使”的巧劲和力道。顺势而发，可游走于无有之境；逆态强扭，只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元06】自然发生说（二）

文：尼伯龙根·蜗藤

16到17世纪是西方科学变革的关键时期，科学从一个基本上是知识搜罗的古老阶段进入了新兴的以观察为基础，以实验为标准，以逻辑作分析，以理论来总结为最终目的的新阶段。几个巨人的出现为这种转变奠定了基础。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了观测—假设—推理—实验—验证—理论总结的科学方法论，为科学脱离哲学配备了理论的武器，成为近代科学的开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则身体力行地实践了类似培根的科学方法，开创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先河，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培根                                   伽利略

法国人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的天文学和力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影响之后几个世纪的科学界的决定论思想。在笛卡尔看来，宇宙就是一个按照力学规律运行不息的整体，它由几条基础的物理学原则支配，只要限定了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演算推知系统每一个时刻的状态。在笛卡尔的哲学中，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所谓的随机性的事件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些事件必须用随机去描述，那么必然是因为我们对该事件了解不够透彻，或者是有更加深层的理论我们尚未发现，或者我们没有能掌握那些初始条件。笛卡尔的哲学思维很快就在欧洲科学界流传，成为当时欧洲科学界的主流哲学思想。笛卡尔思想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乃至20世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还用“上帝不会掷骰子”来拒绝玻尔—海森堡学派对量子力学的概率波诠释。

笛卡尔相信自然发生说，但是他坚决拒绝好似段誉六脉神剑一样时灵时不灵的自然发生说的“神迹”解释。根据自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自然发生说一定是藏在腐殖质中一些微小的颗粒在热力作用下发酵的结果，人们不能预测，只是没有发现当中的规律。

笛卡尔不是自己生物学家，他对自然发生说的态度只是凭自己的想象和自己哲学的分析。但是，笛卡尔的决定论思想很快就影响到了生物界。科学之所以不同于宗教在于，宗教信仰权威，而科学信仰科学方法甚于信仰权威。权威如笛卡尔，他的决定论和方法论被广为接受，可是他对于自然发生说的观点却并不被生物学家接受。原因就是，从微小颗粒到生物这么复杂的过程，很难用力学和当时已知的物理规律解释。如果相信了笛卡尔的力学宇宙模式，那么就难以接受他的自然发生理论。二者不可兼得。

笛卡尔

除了笛卡尔的决定论之外，当时在欧洲科学界的一场争论也令科学家对自然发生说的态度开始转变。那场争论严格说来算是胚胎学上的争论。亚里斯多德认为，生物的精子和卵子里含有充满着生命之源的液体，在受精过程中，两种液体混合，逐渐产生出各种器官。这种学说的重点之处在于它认为胚胎中的器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慢慢生成的。因此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渐成说（Epigenesis）。鉴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这种说法两千年来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

1651年，英国生理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发表了《动物的产生》（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一书。他指出，胚胎中的器官并不是液体混合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在精子或者卵子中就已经存在。在胚胎的发育过程中，这些微小的器官逐渐“长大”，变成了胎儿的器官。哈维在科学史上名气极大，他就是首先发现人体内血液循环的大宗师，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医学理念，在科学界有崇高的威望。尽管他在提出这套被称为先成说（Preformation）的理论时并无任何有力的根据，但是鉴于他的威名，他的理论还是在生物学界广为传播了。

哈维

处于决定论和自然发生说两难境地的生物学家一下子看上了这个新鲜出炉的理论，从中找到了新的出路。尽管哈维说的是胚胎学，但是不难把它推广到生物起源问题。自然发生说里的理论在本质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渐成说：一堆物质混合而产生新的生命。而哈维的先成说是却和自然发生说水火不相容，因为一堆无生命的混合物中不可能有预先成型的胚胎。另外，如果先成说是对的，那么一个生命的发育，不过就是各个器官从小变大的过程，这个用力学去解释就容易得多了。看来，只要抛弃自然发生说而采用先成说就可以避免这个两难境地了。但是，自然发生说毕竟有着悠长的传统，没有过硬的证据，很难否定。一时间，如何否定自然发生说而采纳并改造先成说就成为了生物学界的难题。

先成说

为回答这一难题，一个伟人应运而生，他就是有着“现代生物学之父”之称的雷迪（Francesco Redi）。雷迪在1626年出生于一个意大利医学世家。他多才多艺，正职是一位高明的医生，副业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根据意大利文学研究专家的观点，他的诗作可算是17世纪意大利诗坛的翘首。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词源学家，一个古典学者。当然，他最伟大的成就还在于他对实验生物学的开拓性贡献。

雷迪早年的对生物学的研究集中在蛇上，他是最早对蛇毒的来源和作用机制作出正确解释的人。他通过实验证明，蛇毒如果从口而入，那么对动物没有影响，但是如果被蛇咬了，动物就会死。所以蛇毒的作用在于它进入了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而把毒性带到全身。他又仔细研究了蛇毒从何而来，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蛇毒从蛇的胆中分泌，伴随着蛇的口水在蛇咬之后进入动物的身体。但是雷迪经过解剖后发现，蛇毒原来储存在毒牙后面的毒囊内，毒牙是中空的，在毒蛇咬猎物的时候，毒液就像打针一样从毒囊通过毒牙注射到猎物身上。从他对蛇毒的研究，已经显示出雷迪在生物学上扎实的功力。

雷迪

当然雷迪对于生物学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他在生物起源上的贡献。他相信笛卡尔的决定论，也相信笛卡尔的实验到理论的科学方法，但却拒绝笛卡尔对自然发生说的假说。正如我上篇文章提及到的。在17世纪，自然发生说的应用领域已经渐渐缩窄，大动物的自然发生已经被认定是不可能。但是人们普遍还认为小动物，特别是昆虫是自然发生而来的。他坚信，昆虫的自然发生根本不存在。

研究完蛇毒之后，雷迪就投入对自然发生说的研究中。前面说到，雷迪本人也是一名古典学者。所谓古典学者，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的经学博士，从小在故纸堆里长大，翻阅文献和引经据典都是他们的强项。雷迪面对自然发生说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于是他找来了从古希腊到当代所有的有关文献，准备先写一个回顾总结。在翻阅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所有有关自然发生说的证据，都只是观察。一般的学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雷迪却没有把自己的思维拘束在故纸堆中，在深受笛卡尔的怀疑论影响之下，他开始思考这些证据到底是否成立。

是的，种种观察都显示动物能够自然发生，但是有不少观察的结果都被证明是错的。比如以前有人观察到鹅能从树上生长出来，后来被证实不是眼花就是别有用心。那么其他的观察到的自然发生现象是不是也可能源于观察的不仔细呢？毕竟昆虫比鹅小得多，观察出错的机会也大得多。最后，雷迪意识到，没有精心设计的实验，光凭观察，无法得出让人信服的结果。

自然发生说的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就是从腐肉中产生苍蝇。于是，雷迪设计了一个实验去验证腐肉到底能不能产生苍蝇。他挑选了6月份进行这个实验，因为这是苍蝇最多的时候。实验是这样的，他用四个大烧瓶，分别放入死蛇、死鱼、鳗鱼和猪肉，烧瓶口用纸严实地封口。而在另外四个烧瓶中，他放入了同样的物质，但是烧瓶口却是打开的。8个烧瓶就这样放着，雷迪自己就坐在一旁观察。

4个开口的烧瓶中，不断有苍蝇飞进飞出。很快，肉就变腐烂了，从肉中长出了蛆。而封口的四个烧瓶中，即便过了几个月，即便肉也腐烂了，但是一直没有发现蛆。实验重复了好多次，瓶子里面的样本也换了很多，甚至里面放的是死苍蝇。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一样。最后，雷迪总结到：苍蝇并不能从腐肉里自然产生，所有的蛆都来源于外界的苍蝇。

雷迪的实验应该说是很细心的，但是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最主要的质疑就是，当瓶子被封口之后，里面的空气是死空气，而自然发生需要流动的活空气。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于是雷迪决心再改进自己的实验。

雷迪的实验：a）用纸封口；b）开口；c）用通风细布封口

在改进版的实验中，雷迪不用纸封住瓶口，而用一种平纹细布（Muslin）。这种布传自中东，在当时是风靡一时的布料。它透气，却足够细密，能挡住苍蝇，正是雷迪的实验所需要的。为了保险起见，雷迪还专门做实验，证明空气可以穿过这种布。雷迪用这种细布封住瓶口，再次进行实验。他发现，很多的苍蝇聚集在瓶口，却不得而入，他推测这些苍蝇是被瓶子里面腐肉的气味吸引而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尽管隔了层布，空气却是流通的。在这些实验中，瓶子里还是没有发现蛆。

雷迪于是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用布封口的瓶子放在一个盒子内，而盒子口上也同样封了一层细布。雷迪发现极个别的蛆在艰难地通过盒子口的细布后，掉在瓶子口的细布上。而在瓶子口的细布上，它们发育成苍蝇，再次围绕着瓶口飞。雷迪抓住了这些被圈在盒子里的苍蝇，把它们和外界的苍蝇做比较，证实它们是同一种苍蝇。这个结果更加证明了蛆不是来源于腐肉，而是来源于外界的苍蝇。

这个证据是如此有力，完全否定了苍蝇自发从腐肉变出来的理论。但是雷迪的实验并不尽于此。在苍蝇实验之后，他又进行了其他一系列物种的实验，从蜜蜂到青蛙到蝎子到黄蜂。他把文献上的自然发生的例子都用类似的办法一一验证。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所有这些物种都不可以自然产生。

雷迪的一系列实验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显得简单，可是其包含的要素却应有尽有。首先是他创造性地运用了烧瓶来装样本，把样本和外界隔离开来，去除了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可以控制实验的条件。其次他运用了对照性实验的思想，用于比较的实验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条件：封口和不封口，所以其结果的不同完全可以归于这个实验条件的变化，简化了推理和论证的过程。第三，是对实验的改进，从密封的纸到透气的细布，实验条件从更加人为条件向更加自然条件过渡，减少了人为效应（artificial effect）。第四是通过分隔的方法获得漏网之鱼的第二代，再对比第一代以验明正身，其思想在两个世纪以后的微生物实验中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最后，雷迪把自己的实验方法应用到更多的例子上，完成了特例到通例再到理论的升华。这当真是一个生物学实验的经典。

雷迪身上有着一个现代伟大生物学家所需要的一切元素。他能够搜集阅读和分析前人的资料，有怀疑前人的勇气，有指出前人不足的智慧，能够设计对比实验，有着非凡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不愧为现代生物学的开创性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雷迪是一位谨慎的科学家，他永远拒绝把自己的理论外推到自己认为没有充分证据的领域。他始终坚持实验先于理论，而非理论先于实验。因此，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然发生说的否定者，相反，他经常会小心地说，自然发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能。这在他和梅尔皮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的争论中也表现出来。

梅尔皮基也是一个意大利医生，和雷迪一样，也对自然发生说感到兴趣。在雷迪发表他的结果之后，梅尔皮基坚信自然发生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可能。于是他就专注于另外一个自然发生的例子——虫瘿（gall）。

梅尔皮基

虫瘿是指植物受到昆虫等生物刺激时产生的不正常的增生现象，通俗说来，就是植物的“皮肤病”。在自然界有很多虫瘿的例子，下图就是其中的一些。当然，当时的人并不了解虫瘿是什么现象。不过他们发觉，很多虫瘿里面都有昆虫的幼虫。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昆虫是在虫瘿里自然产生的。

桉树叶上的虫瘿                                     野玫瑰茎上的虫瘿

菠萝叶上的虫瘿                                                  橡树茎上的虫瘿

在17世纪后期，由于荷兰昆虫学家斯旺梅丹（Jan Swanmerdam，1637-1680）的以及梅尔皮基本人对昆虫研究的深入，好一些昆虫的形态和生物史已经清楚，从卵到幼虫到茧再到成虫的阶段已经初步被确立。因此对于昆虫由虫瘿自然发生的理论，梅尔皮基深表怀疑。他认为在虫瘿里的昆虫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其他昆虫在植物上产的卵所发育而来。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仔细地观察了虫瘿的产生过程。他发现一种苍蝇有着长长的生殖器，能够插入植物内。他成功地在虫瘿里找到成虫所产下的虫卵，从而证实虫瘿里的昆虫 来源于虫卵。他也进一步认为，虫瘿的产生也是昆虫在植物产卵而刺激植物生长的结果。

但是雷迪对这个结果却表示保留。由于虫瘿的产生往往是昆虫刺激的产物，所以类似雷迪的烧瓶实验那般隔绝植物和昆虫的实验方法在此不适用。在没有他认为是有说服力的实验的情况下，他认为除了梅尔皮基的理论外，“很可能”昆虫把一种有生命力的汁液注射到植物中，从而让植物有能力生出虫瘿，也能够产生昆虫，就像植物产生花那样。在我看来，雷迪的态度准确说来是一种谨慎，而不是对自然发生说的坚持。

这是因为雷迪在另一个问题上也有同样的态度。除了蛇和生命起源问题外，雷迪还是一个寄生虫学家，他仔细地研究了多达二十几种动物身上和体内的寄生虫，描述了多种寄生虫的生命史和传播途径。可是由于无法找到一些体内的寄生虫的虫卵和传播途径，他就谨慎地认为，那些肠道中的寄生虫也可能是在体内自然发生的。

无论如何，在雷迪和梅尔皮基之后，自然发生说基本上被科学界否定，进入了一个低谷。在摒弃了自然发生说之后，生命的产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由自己的父母所产生，也就是“生命来源于同类”。那么，最早的生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科学界没有答案，宗教界又一次抢占了风头。他们迅速修改了阿奎那的学说，把阿奎那关于自然发生的部分去掉。于是阿奎那的学说改头换面成了新的学说——原生说（Preexistance）。这种学说认为，上帝在创世的一刻，就已经把各种生物造好了，而各种胚胎，也像种子一样预先存在，由父母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永世不变。这样一来，在原生说的框架下，基督教、决定论、先成说等等溶为一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和谐。

然而世事无绝对，一个伟大的发明使得自然发生说咸鱼翻生，科学界再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