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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历史】气候是导致唐朝覆没的主要原因吗?

【科学与历史】气候是导致唐朝覆没的主要原因吗?

文:尼伯龙根·蜗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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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出版的《科学》中有一篇文章特别能吸引中国人的视线。这篇论文是中美合作的产物,中方主要是兰州大学张平忠教授,美方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约翰逊(Kathleen Johnson)。这两位教授通过研究指出,在中国唐末、元末和明末时期,夏季季风都达到历史的低点。而夏季季风导致天气不寻常地长时间干燥少雨,而这个是引发社会动乱并最终导致这些朝代覆没的重要原因。

利用现代科技研究古气象是近年来的一个潮流,但是研究的准确性非常不容易,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的样品。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中国甘肃省陇南武都区的一个岩洞(万象洞)中找到一块长约1.2米的石笋。这块石笋有着不寻常的特点:它从公元197年(汉末)就开始生长,而且生长得特别快,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石笋长得较长,这意味著研究人员能够更加容易地钻取不同年份的部位进行化验(科学术语叫分辨率高)。另外它有高含量的铀和低含量的钍,这些都有助于准确的利用铀/钍的元素裂变来进行时间定位,准确性可以达到1-5年。

万象洞位于中国的季风区,正是一个监测季风的好地点。夏季季风和降雨的关系极大,季风强则降雨多,季风弱则降雨少。此石笋在洞口内约1公里的地方,位置适中。那么石笋又怎么能够记录下降水的情况呢?

这就要利用氧元素的同位素。在自然界中,氧有3种同位素:氧16最多,占99.76%;氧18很少只占0.2%;而氧17更少。氧18和氧16结构一样,化学反应活性也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氧18比氧16重了八分之一。这个八分之一的差别使得氧18的水分子比氧16的水分子较为难以挥发,以致在大气中的水蒸汽中氧18的含量比在水中氧18的含量略小。尽管这个差别只有1%左右,但是现代的精密仪器已经足够监测出来了。

降雨时的水来自空气中的水蒸汽,由于在水蒸汽中的氧18含量比较低,所以降雨的水含氧18的含量也比较低。如果某个时间降雨量大的话,那么在地表的水含氧18的量也比较低。

石笋的生长过程中,不断与地表水滴发生作用,生成碳酸钙沉淀。所以如果石笋生长时的降水量越多,石笋中碳酸钙内氧18的比例就越低,因此石笋就成了降水量的记录仪。作者把近50年来的降水记录和石笋相应处的氧18含量进行比较,结果基本吻合,证明了这个方法基本可靠。

研究指出,在中国汉末以来,一共出现过3个主要的弱季风期,分别是850-940年,1340-1360年和1580-1640年。刚好对应于唐代末年、元代末年和明代末年。而这三个时期,都有大规模的起义,而这些起义最终都导致了王朝的覆没。相反,在北宋初年,有强季风期,降雨增多,风调雨顺,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从五代十国的混乱到宋朝重建秩序的时候。

其实类似的结论在2007年已经有人提出了。在2007年1月份,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德国科学家豪格(Gerald Haug)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在广东湛江的湖光岩玛珥湖找到了一块石头。他们用了另外一种方法(钛含量的变化和钛磁性的变化)来判断历史上冬季季风的强度。根据他们的测定,在唐末,出现过冬季季风变强。而根据他们的推理,如果冬季季风强的话,平均气温就会下降,就很可能出现寒冬气候;与此同时,夏季季风就变弱,这样降水量就下降,这就带来干旱。他们同样也推测,当年唐代的覆没,气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实,类似的结论在外国历史中也出现,最广为人知的是关于玛雅文化的覆没。众多历史学家和古气候学家都认为气候因素是神秘的玛雅文化灭绝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玛雅文化的覆没正好和唐代的覆没同步。

这篇2007年1月发表的论文当时在中国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的张德二教授是最主要的反对者。张德二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被认为是中国古气候学的扛鼎之作。和豪格和刘嘉麒等人不一样,她的研究方法是史料研究。她和同事研究了8千多本史料,找到了20万条有关气候的史料,并对于之逐一勘校订正。历时20年,终于完成了880万字的4卷本巨著。

从她对中国古代气候研究的熟悉,她认为这个结论不可靠,并在2007年11月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以简短通讯的形式刊登,对豪格的结果进行质疑。同期的简短通讯中,还有豪格对质疑的反驳。

这件事在《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7日专门有一篇综合报道(http://scitech.people.com.cn/GB/7207378.html)。不过这篇文章中,没有报道豪格如何对这篇文章进行反驳,所以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就会得到张德二大捷的印象。

张德二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她根据自己《记录总集》中的历史记录指出,在豪格文中指出的寒冷时期(850-880年)在历史上仅仅出现一次寒冬,而豪格文中的非寒冷时期(810-840年),却有7次寒冬。其次,豪格文中指寒冷天气经常伴随着干旱,但是历史记录并不支持这一点。根据这两点,张德二指出,这个说明豪格的方法并不准确,冬季季风并不一定带来严寒天气,而且冬季季风强和夏季季风弱并没有相关性。由此,豪格文章的断论基本不成立。

如果张德二的论据无误的话,这个反驳自然是很有力的。但是豪格的反驳文章也很有力,因为他引用了另一位中国教授葛全胜的数据。葛全胜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博导,他曾经做过中国过去2000年气温变化的模型。根据他的模型得出的结果,干湿年份正好和豪格的结果吻合,但和张德二的非常不吻合。比如在唐末黄巢起义之际,葛全胜的数据显示当时是旱年,但是张德二记录却是湿年。豪格反过来再次质疑到底张德二的统计结果是否正确。张德二对这个反驳的态度不得而知。

很明显,张德二和豪格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对证据的不同态度。张德二相信人手记录的史料,而豪格等人更加相信现代科技。科技当然有其适用范围,不可能完全准确。在唐代,当时并没有准确的计量气温和降雨量的方法,因此史料到底有多准确也值得怀疑。黄巢起义前后适逢大旱,但是在张德二给出的数据中,这些年都属于“湿年”。《记录总集》一套4本,在网上找不到文本;张德二的干湿年数据来自一本1977年编写的中文论文集,在网上也找不到文本,所以我也不清楚这个数据为什么和历史有差异。

支持张德二一方的人对于豪格文章的另一个批评就是豪格只采用的广东南端一个点的数据,不足以反映出中国的由于幅员广阔而带来的多样性,更不足以解释北方的问题,而历史上北方的气候变化比南方更加能影响全国的形势。这点确实有道理。但是仅就张德二在反驳文章举出的证据看来,她的论据也有这种无法反映地区差异的不足。

在《人民政协报》的报道中(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1/23/content_7132166.htm),张德二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科技工作者,我很荣幸能参与这场争论,并将中国科学界的观点传向世界。”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首先,中国科学界并不是也不应该只有一个观点,其次张德二教授个人的观点也不能代表“中国科学界的观点”。

支持豪格观点的并非没有中国科学家,比如在豪格的文章里,刘嘉麒也是署名作者,他的观点难道不是中国科学家的一个观点吗?再比如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教授蓝勇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也认为唐朝走向衰亡和气候变化有关,他显然也和张德二持不同观点。

张平忠和约翰逊的论文在约两年后出现,同样在顶级的杂志,而且规格比豪格的更高,(张平忠的论文是正式文章,而且有专文作出背景介绍。而豪格的文章只是以通讯形式刊登)。张平忠的结论支持豪格的结论,而异于张德二的观点。这样一来,张平忠和约翰逊的研究论文的发表无疑大大加强了豪格这方的力度。

除此之外,这篇论文还有更多有利于豪格一派观点的地方:首先,张平忠用的方法和豪格的方法不同,属于独立的证据,这样大大增强了说服力。其次,张平忠直接分析了夏季季风的影响,而不是象豪格一样通过冬季季风去推测夏季季风,这比豪格的证据更加直接和有力。第三,张平忠的样本是在中国西北,比起广东的数据更能直接和中国历史中心舞台挂钩,两者互相印证,也初步回答的地区多样性的问题。第四,张平忠有对气候的实际观测数据和通过科学计算结果的对比,这大大增加了结果的可信度。最后,张平忠不但指出唐末的衰落和气候有关,而且还指出元和明的衰落和气候有关,这个结论比豪格的更加有普遍性。

张德二的态度在《科学》的报道中有提及。她认为无论是气候还是文化都非常复杂,不能用一个简单因果关系来分析。她认为,气候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远远并非一个关键的因素(far from playing a key role)。

张德二的第一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不过我也理解科学家往往希望用更加简洁的方法去描述复杂事物的天性,况且,无论是豪格还是张平忠的文章,都承认历史的复杂性,而且都没有把气候变化说成是导致这些皇朝覆没的最主要原因。至于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就是纯粹是如何定义一个“关键因素”和“远远”的问题。多远才是“远远”,多重要才能算是“关键”,这恐怕打上10年的嘴仗也是打不完的。在我看来,作为科学家,实在没有必要纠缠于这种字眼之争,因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本来就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大相径庭,前者的研究结果充其量只能为后者提供实证。因此科学家所专注的应该是实证的真伪(就这件事而言,也就是唐末年间的气候到底是干还是湿),至于历史问题的推论和论断(也就是气候是否给当时的社会和统治带来影响、怎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结果怎样),恐怕不是单凭科学就能回答的问题,还是留给历史学家们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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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文明时代的采猎人

【人类学】文明时代的采猎人

文:尼伯龙根·蜗藤

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连工业化文明也将要被信息化文明取代。可是在地球的某些角落里,还有一群群的人们继续顽强地沿用他们传统的原始生活方式。位于南部非洲的孔桑(kung san)人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群。

孔桑人居住在南部非洲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安哥拉一带的喀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喀拉哈里虽然是沙漠,但并非荒芜一片、遍地黄沙。它属于比较年轻的沙漠,遍布着一丛丛的草簇,有的地方每隔一二十米还生长着矮小的树木。这里还有不少野生动物,比如羚羊、野狗等等。对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社会来说,这里实在太贫瘠,但是对采猎为生的孔桑人而言,这里却可以提供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图一:喀拉哈里沙漠位置(图片来源:)

图二:喀拉哈里沙漠概貌(图片来源:)

孔桑人在一万一千年前已经移居到喀拉哈里地区,比农业社会传播到附近地区的时间要早得多。在那里,他们过着世无争的采集和狩猎生活。大约在公元1000年,班图人势力开始扩展西南非洲,而到1550年,欧洲人也开始在这里进行探访。这些外来压力迫使孔桑人逐步退入到喀拉哈里沙漠的深处生活。在20世纪60到80年代的二十年间,也正赶在孔桑人大规模被工业化社会影响之前,人类学家对孔桑人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孔桑人以村落聚居,大约10到30人为一个村落。他们首先需要找到一个固定的水源,然后围绕着这个水源搭盖居所。一旦水源枯竭——这在沙漠中很常见——他们就必须带上所有家当,寻找另一处水源再建家园。

孔桑人的食物主要是通过采集得来的,包括水果、干果和一些植物的根。但和我们印象中其他的采集部落不同,孔桑人无论男女都要进行采集的工作。他们对自己生存区域内的动植物有着丰富的知识,清楚知道哪些植物能吃,哪些植物有毒不能吃,还懂得哪些植物可作药用来治病。狩猎是孔桑人的另一食物来源,比采集要艰巨得多,通常由男人承担。涂上毒药的弓箭和标枪是他们的主要狩猎工具。由于猎物不常有,有时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通常一去就是一个星期。他们主要猎杀角马,大羚羊和长颈鹿等大型食草动物,也会猎捕一些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因为动物资源稀缺,孔桑人对于猎物都是物尽其用的。

图三:孔桑人

大家可能会以为孔桑人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一定会非常忙碌地采集和狩猎。但事实却刚好相反,他们的生活节奏不仅不快,而且还非常“写意”。妇女是采集植物的主力,她们通常在一周里只要花上两到三天进行采集就已经足够;而男人通常一个月才去狩猎一次。换而言之,一个月中,孔桑人有差不多四分之三的时间可以用于获取食物之外的活动。而他们在这些空余时间就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唱歌、讲故事、玩游戏和探亲访友等等,当然他们还会举行原始宗教仪式。在这样一个原始形式的社会生活方式下,孔桑人没有太多的物欲,所有采集和狩猎得来的食物基本上是大家一起享用。他们也没有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村落实行的是集体管理制度。

对于孔桑人采集社会,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看法。采猎生活固然原始,但是孔桑人因此而不被物欲控制,活得闲适自得;现代文明社会虽然物资丰富、生活多彩,但人们因此而膨胀的物欲和权欲使他们根本无法享受到孔桑人知足常乐的简单幸福。

过去这二十年来,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影响力加强,孔桑人原始的生活方式已经受到强大冲击。越来越多的孔桑人期望他们的后代能走出喀拉哈里沙漠,享受现代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要把子女送入现代社会的学校学习。而为了达成这一愿望,孔桑人就必须放弃采猎生活,生产现代社会愿意接受的产品,以换取报酬支付子女的学费。因此,他们或是走出沙漠,在沙漠边缘从事农牧业工作;或是受雇于现代企业,在沙漠中进行挖沙工作。而在现代文明教育中成长的下一代孔桑人,很少愿意回到原始生活方式,象父辈那样从事采猎生活。因此,传统的孔桑文明日益衰退,目前只有约5%的孔桑人仍旧过着原始的采猎生活。

孔桑社会的逐渐消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影响继续扩张,原始社会的生存方式消失是迟早的事情。其实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逐渐失去自己光彩的又何止是原始社会,就连一些相对而言更为发达、更为灿烂的社会也一定会渐渐失去部分传统文化。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种族灭绝”(cultural genocide),并以此指控当地政府,甚至制造政治事端。但弱势的文化受强势文化的影响,本来就是一件千百年来都一直发生的事,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一定要原汁原味地保存一种文明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文明不是一件孤立的死物,它由人类社会创造,也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变化,与时俱进地体现在不同阶段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当中。要求某个民族的人民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以体现他们原有文明,而放弃对更为吸引的文化的向往和对更加优越的生活的期盼,对他们也绝不公平。如何在另一种或多种强势文明或文化的影响下,保持自己文明的特色才是每一个关心褪色中的文明的人应该认真思考的。对人类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它们逐渐褪色甚至彻底消失之前尽可能完整细致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使得人们即便在这些文明消逝后,也仍然能够从他们的记录和研究中了解它们曾经的存在和意义。而对于政治家和领袖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文化保存和弘扬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实事,并同时尊重其他文明或文化的选择和发展,才是最应该、最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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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小说与明清之辨

穿越小说与明清之辨

文:尼伯龙根·蜗藤

我从小对小说就不感兴趣,所以也很久不关心最近流行什么小说之类的问题。最近上了一个论坛,才知道现在流行所谓的穿越小说,就是那种现代人回到古代,然后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智慧影响历史进程的东西。我以前读过一下黄易的《寻秦记》,由于太长了,所以看了开头几卷就没有耐性看下去。不知现在的穿越小说是不是都是源于这部广为流传的武侠小说呢?这种穿越小说,如果写得好,反映了当代观念和古代环境的矛盾,无疑会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现在的穿越小说有种趋势,就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写,比如有本在某论坛上争议甚广的关于明清之交的小说,就大篇大篇的在小说中进行了史料的考据,使人感觉与其说作者在写小说,不如说作者在写历史。我个人对这种做法非常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小说的功用在于塑造人物和表达思想,而不在于对历史人物进行考据。正如易中天所说的,小说形象和历史真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小说形象可以凭作者的喜好,而历史真实可是要实打实的论证。两者应该有一条的界限。三国演义,无疑对历史人物做了自己的诠释,但是在现在,没有人会当成了真实的历史,因为我们现在都明白学术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讨论要如何基于史料,要如何论证,而三国演义,它没有经过这样的论证,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不过是讲故事。但是一旦小说也用上这种手段,就未免模糊了这样的界限。作者个人不成熟的、在学术上靠不住的一些见解,就会误导相当一部分人,把作者的小说当作历史真实。这种做法其实相当的取巧:如果把作品当作文学作品,它又有这种误导作者的能力;如果把它当作真正的史论,它们又不够水准,也没有同行的评议,而且当有人提出这些批评的时候,它们还可以用文学创作作为辩护。小说和真实的历史应当分开处理,至少应该能让读者明白小说中的人物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我觉得这是对一部涉及历史的小说的基本要求。

回到我说的这本明末的穿越小说来说,它最大的卖点就是批评袁崇焕。对于袁崇焕的争议,在一些历史的论坛上成为最大的热点。袁崇焕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英雄,是罪有应得还是千古奇冤,各位票友为之争论不休。而当“满学家”阎崇年在中央台讲了明亡清兴以来,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升温。在这个漩涡中,袁崇焕其实只是一个象征,其后更牵涉到如何看待明清交替的问题,而后面更牵涉到现实中的民族主义的命题。在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传统中,袁崇焕被看作一个正面人物,是含冤而死。而在近年来的历史普及大潮中,清朝在电视剧、百家讲坛和普及书籍中红得发紫,一改在80年代的教育中丧权辱国的刻板形象,变得高大而英明。明崇祯帝“怨杀”袁崇焕,在阎崇年的眼中更是明必亡清必兴的明证。而作为对这种清朝推崇的反动,出于钟摆效应,也自然有人开始推崇明朝,于是出现了最激烈的明清之辨,而袁崇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战役而已。

具体到袁崇焕个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自然有功有过,很难一概而论。袁崇焕有不可磨灭的战功,他领导的关宁锦防线直到明末还是是东北不可逾越的防线;他领导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击退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进攻,扭转了明末对后金屡战屡败的羞辱历史;在长城被绕道的后金兵突破之后,他带领军马回师勤王,有力地阻击了后金对北京的进攻;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能够证明袁崇焕卖国的证据。这些,即便是最死硬的反袁派也是无法否认的。另一方面,袁崇焕确实有大罪,他不合程序擅杀毛文龙;他夸口5年平辽但却无法在收复失地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长城被绕道突破他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这些也是实情。总之,无论正方和反方,其实都有足够的理据。问题是,对于袁崇焕应不应该被凌迟处死,是应该从哪一个角度去分析呢?显然双方并没有找到共通点。明朝特别是晚明的政治结构,是皇帝权力巨大的年代。没错,皇帝不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比如万历就不能如愿让福王承继大统。但是皇帝对大臣的生死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崇祯朝党争激烈,皇帝居中独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个大臣的生和死,其实不过是皇帝的意志而已。崇祯帝刻薄寡恩,袁崇焕犯下的罪,包括莫须有的卖国,在“法理”也就是皇上的意旨中当然是可死的。这就是反袁派的观点,这可以说明袁崇焕死得不冤。但是皇上的意旨真的有正义性吗?真的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吗?这又不尽然。魏忠贤罪行滔天,最终也不过是个流放,袁崇焕立下种种战功,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难道凌迟处死就是恰当的吗?有的人会以维护法治为辩,这个就好笑了,皇帝还有特赦的权力呢,在当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社会,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对“法治”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比清兵掳掠一次轻得多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崇焕的凌迟处死实在太冤了。至于袁崇焕是好是坏的争辩就历史本身而言更加无趣,我们能够根据历史清楚地列出袁崇焕的成绩和不足就足够了,又何必耿耿于怀到底是供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

而作为袁崇焕争议的明清之辨的主角清朝,也很明显地有着和袁崇焕类似的双重特征。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朝代,一方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作为统治集团的朝代,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犯下累累罪行;另一方面,它一统中国,给中国带来广大的领土,即便后期割地不少,但是也得远大于失。作为异族入侵者,它不同于日本,满族一直是处于中国文化圈内,在建国之前都是受中央政府羁縻的,是在中国传统中的“天下”的圈子里;而日本,却被中国传统视为化外之民,是绝对的外族。作为异族统治者,它不同于元朝,元朝一直以异族的身份统治中国,而清朝却怀抱中国文化(除了剃头),满族全面汉化,到最后,连自己的语言都要消失。晚期清朝还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和危机,还从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或者叛乱,视乎立场)存活下来。谁能肯定地说,一个汉人统治的皇朝就一定比它做的好。清朝尽管受尽欺凌,但是总算没有沦为殖民地,也没有被列强瓜分。这至少比印度和奥斯曼等其他“老大帝国”做得更好一些。清朝是那样的复杂,很难用一个优和劣去定性。同样,另外一个主角明朝当然也是如此。

这些,从历史本身的角度来看,都是争议不大的事,但是中国历史界,无论是专家还是爱好者,大部分都有两个习惯,一个是喜欢硬要评个好坏,另外一个就是喜欢用历史映射现实。在我看来,这两个都不是好习惯。就第一点而言,其实和评价者的立场有很大关系,不但因人而异,还是因时代而异,根本连一个貌似客观的标准都没有。而第二点,更是直接和现实政治关联在一起,为政治目的服务。到头来,争论者争论的都不是历史,而是争论者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争论当然也很有趣,但打着历史旗号来争论就不是这么讨人喜欢了。这两个习惯带来的另一个毛病就是由于争论者偏执于自己背后的意识形态,所以争论都带有很大的极端性。比如反袁派就要宣称袁崇焕是卖国贼,而拥袁派就不得不为袁崇焕每一个错误辩护,无论哪一边,都不能做到客观的评价。所以这种争论其实并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历史,仅仅会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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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式的恋爱真是无性之爱吗?

柏拉图式的恋爱真是无性之爱吗?

文:尼伯龙根·蜗藤

柏拉图式的恋爱常被现代人理解成为无性的精神恋爱,特别是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但其实这不过是对柏拉图一个天大的误解,而这个误解到底从何而来?

柏拉图谈及爱情观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两本书里。一本是《会饮篇》(The Symposium),另一本是《菲多篇》(The Phaedrus)。对柏拉图式的恋爱的误解大多源于《会饮篇》中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希腊贵族的聚会中,一个名叫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的人闯了进来。他已经喝得大醉,看见自己钦慕的苏格拉底(Socrates)和另一个俊美的少年“亲密”地同椅共饮,于是醋意大发地向众人讲述了自己之前如何色诱苏格拉底不遂的经历。

对于柏拉图著作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疑惑:不是说柏拉图吗?怎么和苏格拉底拉上关系了?其实柏拉图在写东西的时候,用对话的形式把自己的哲学理念表达出来,所以他的著作也被人称为《对话》(The Dialogues)。在他的著作中,主人公就是苏格拉底。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但是研究柏拉图的学者都认为,柏拉图的著作虽然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但是大多数时候其实是柏拉图把自己的思想借苏格拉底的口说出来。

当时的希腊上层男性贵族流行同性恋。柏拉图的这两个作品都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当时的观念认为男女之间的恋爱大多是基于生理需要的恋爱,但这里所指的生理需要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性需要,而是指繁衍后代。这虽然是必须的,但也因此变得“低下”。所以高尚的爱情多数只产生于男人和男人之间,更准确的说是成熟男人和美少年之间。而柏拉图更是唯一崇尚同性之爱。

那么阿尔西比亚德斯是什么人呢?其实他是希腊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人。他是雅典的将军(strategoi),帕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著名的西西里远征就是他的创意。不过在《会饮篇》描述的聚会时,阿尔西比亚德斯只是一个十八岁左右的青年。阿尔西比亚德斯曾经在战斗中被苏格拉底救过,对苏格拉底既亲密又仰慕。在《会饮篇》的故事描述中,阿尔西比亚德斯酒醉之后闯入宴会,以为苏格拉底喜欢上了另外一个美少年Agothan。阿尔西比亚德斯自认美貌不逊于Agothan,可是苏格拉底却对自己没有兴趣,于是他醋意十足地向众人讲述了苏格拉底和他的交往。据他说,虽然苏格拉底之前对他的举动颇为暧昧:苏格拉底对他非常关心,而且尽其所知地教导他,而且还承认喜欢他的美色,但是苏格拉底偏偏对他没有性的欲望。有一天晚上,阿尔西比亚德斯下定决心去色诱苏格拉底。他千方百计把苏格拉底留在家中过夜,把自己的斗篷脱下给苏格拉底盖上,并搂着苏格拉底同床共寝了一晚。但令阿尔西比亚德斯感到羞辱和愤慨的是:苏格拉底那晚除了睡觉之外,竟然没有对他干过其它任何事。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被误解为没有性的精神恋爱的来由。但事实上,苏格拉底之所以和阿尔西比亚德斯没有性交,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和阿尔西比亚德斯之间发生的并不是真正的爱情。他喜欢阿尔西比亚德斯俊美的外型,也悉心地教育和关心他,而后者也仰慕自己并对自己充满欲望,但这都不足以成就他心目中真正的爱情。所以,苏格拉底对阿尔西比亚德斯“坐怀不乱”根本不能作为苏格拉底(即柏拉图式)的爱情把性行为排除在外的证据。

从柏拉图对同性之爱的赞美来看,柏拉图从来没有把性排除在爱之外。但是柏拉图确实又是看不起异性见的性行为的。他认为:人类的爱有两种,自然的和非自然的。自然(natural)的爱是指男女异性的爱,在他看来,这种爱是来源于人类的兽性,纯粹是一种低下的本能。但是同性之爱不同,恋人既能享受性的快乐,又不会有繁殖之虑。因此同性之爱是非自然的(unnatural),是能够进行精神交流的爱情。

柏拉图努力地把性和爱分开,并不是认为性欲与爱无关,而是因为在当时的希腊社会,“性”其实就是男女间的为生殖需要而发生的关系,这和他心目中的的爱背道而驰。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爱情是以至高无上的、永恒的美德(The Form of Goodness and Beauty)和智慧(wisdom)为目标,而人们对于爱情的追求其实是对绝对的美和智慧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引发了恋人之间的相互吸引。所以真正的爱不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也不是因为无聊(Lack of interest)。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爱情是理性的,不会停留在恋人的外表和性欲,也不会一成不变,而是永恒的追求,而这种纯粹的对爱的追求只有在同性间才能做到。

因此,每当听到人们用柏拉图式的恋爱来形容男女间的精神恋爱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荒谬。柏拉图在性爱方面是个极端主义者,是完全的同性恋者,他终生未婚,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组织家庭的念头。尽管希腊贵族中同性恋非常普遍,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双性恋的,包括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便是在同性恋盛行的古希腊社会,柏拉图其实也是一个颇为特立独行的人。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性爱观会被后人作一个180度的扭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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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谁更大?——中美领土趣谈

中国和美国谁更大?——中美领土趣谈

文:尼伯龙根·蜗藤

我小时候经常看地图。根据那时地图上的说法,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列世界第三,美国的面积是937万平方公里,列世界第四。这个说法沿用了很久,直到一年多前我无意中翻了一下美国的地图册,才知道这个不是事实的全部,原来面积的算法还有很多妙处。中美领土哪个第三,哪个第四原来是一直有争论的。今天看到某论坛上对中美领土面积的排名有争论,就正好把这个东西总结一下。

中美都是世界上有数的大国,面积也相近,因此面积的精确计算很有挑战性。加之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很多,面积的计算更是一笔糊涂帐。

首先,何谓领土面积,这有不同的定义。根据美国CIA the world factbook里的定义,领土面积包括一下两部分:陆地面积和内水面积。陆地面积(Land Area)比较好明白,就是大陆和岛屿的总面积。所谓内水面积(Water Area)是指在国境内的内陆水体面积,包括湖泊,水库,河流等等,但是不包括内海,领海和经济专属区。而有的来源给出的数据中,面积仅指算陆地面积。也有一些来源把领海面积也算上。

其次,那些国土算入领土面积是另外一个争议的来源。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统计上的争议有两个,首先是台澎金马的面积(3万6千平方公里),有的统计算入中国领土面积,有的不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面积。其次是和印度有争议的领土,主要是两块,一个是新疆和西藏西面的阿克塞钦地区(Aksai Chin),这部分面积是约3万平方公里,目前出于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另一块是藏南地区,印度方称为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这也是中国西藏的传统领土,但目前处于印度的控制之下。

对于美国来说,领土的情况更加复杂。美国本土是50个州。除了50州之外的领土可以根据incorporated和organized与否分为四类。所谓incorporated指的是美国宪法在该领土上有效,美国拥有司法权。所以incorporated的领土被认为是美国的领土,而不是仅仅是美国拥有(possess)的领土。所谓organized的领土是指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确定了该领土的政府架构系统。Incorporated organized的领土在美国历史上仅有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前的夏威夷。其他三种情况的美国领土现在还存在。Incorporated unorganized的领土目前只有一个,就是在夏威夷附近的一个小珊瑚礁Palmyra Atoll。这个小岛只有12平方公里,无人永久居住,目前是归一个一个私人组织“the Nature Conservancy”管理。这个应该是一个环保机构吧。另一类领土是Unincorporated organized领土,有以下四块: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其中北马里亚纳群岛和波多黎各都拥有邦联(commonwealth)的资格。最后一类领土是unincorporated unorganized领土,包括美国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岛屿,最主要的就是美属撒摩亚,最有名的是中途岛。在美国CIA的数据中,后两类都没有算在美国面积中。波多黎各面积为9000平方公里,北马里亚纳面积为500平方公里,关岛也是约500平方公里,美属维京群岛为300平方公里。这些领土加起来约一万平方公里。

这些说过之后,就可以看一下数据了。在美国CIA的网站上,中国的领土是9,596,96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是9,326,410平方公里,水体面积是270,550平方公里。这个领土面积不包括台澎金马地区,也可能不包括阿克塞钦地区和藏南地区。美国的面积是9,826,63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9,161,923平方公里,水体面积是664,707平方公里。这里只包括50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面积。

在中国的官方的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上,中国的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

(http://www.gov.cn/test/2005-06/15/content_18252.htm),这里的标称是陆地面积。但是从其描述看来,应该是包括内水面积。因为网站上只有陆地和海洋面积之分,显然在这里,内水面积不是一个单独考虑的因素。这里的数据是包括台澎金马,阿克塞钦地区和藏南地区。而中国官方认可的美国面积是9,629,091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9,158,960平方公里。这个数据出自中国外交部的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bmdyzs/gjlb/1948/1948×0/default.htm)。

在联合国的文件上(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dyb/DYB2004/Table03.pdf),美国的面积为9 629 091平方公里,中国的面积为9,598,086平方公里(大陆+香港+澳门),此数字不包括台湾。Wikipedia百科全书引用的就是这份联合国的数据(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and_outlying_territories_by_total_area),按照它的说法,这个数字不包括阿克塞钦地区和藏南地区,但我在联合国文件的原文上找不到这个说明。

其他百科全书中,大英百科全书中,中国的面积为9,572,900平方公里(不包括台湾),美国的面积为9,522,0572平方公里。根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国的面积为9,561,000平方公里(不包括台湾),美国面积为9,166,598平方公里(这个可能只是陆地面积)。Encarta的数据是,美国9,826,630,中国是9,571,300(不包括台湾)。这几本百科全书上都没有说明中国的数据是否包括藏南和阿克塞钦地区。但是从地图上看,藏南地区不包括在内,而阿克塞钦地区是否包括在内不得而知。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百科全书上面列举的数字,在各个词条中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而且没有明确的引用,可靠程度值得怀疑。

对比这几组数据,美国陆地面积十分一致。但是对于美国的水体面积,分歧较大。根据中文wikipedia中华人民共和国词条的说法,以前的93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陆地面积加上内水面积,但是五大湖的面积不记入内。而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把五大湖美国部分的面积也算入内。至于98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美国加入了领海面积后的数据。但是这个说法没有任何出处,值得怀疑,而且在CIA的网站上明确说明total area不包括领海面积。况且该条目硬伤很多,比如它说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列举的美国面积是930万平方公里,而事实上是96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更不能轻信。但是为什么美国的面积从原来的960万变成980万,我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说明。

对于中国领土面积,倒是都在96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在CIA和联合国数据上加入台湾的面积,中国的面积就有963万平方公里,加上我国实际控制的阿克塞钦地区,就有966万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藏南地区,就有975万平方公里。这样一来,中国官方网站上的数字(960万平方公里)就很可疑,因为中国官方的数字,不可能不包括台湾地区、阿克塞钦地区和藏南地区。大概那只是一个不精确的数字,只是一直沿用而已。

纵上所述,美国面积和中国非常相近。哪个更大,在于哪种统计方法和采信哪套数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各种数据来源分析,中国的陆地面积都比美国大,更比加拿大还要大,排在世界第二位,美国紧随中国后面排第三。加拿大由于湖泊众多,尽管领土面积排世界第二,但只算陆地面积的话,就只能排第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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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大部头中国通史的对比

几部大部头中国通史的对比

文:尼伯龙根·蜗藤

 

目前在市场上流行的中国通史大约有以下一些: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10卷本。

白寿彝《中国通史》22卷本。

陈致平《中华通史》10卷本。

郭沫若《中国史稿》7卷本

《剑桥中国史》15卷本(目前有1,3,6-15卷)

周谷城《中国通史》2卷本

钱穆《国史大纲》2卷本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2卷本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3卷本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2卷本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2卷本

除了头五部,其他的都只有二到三卷的篇幅,只能作为通览,实在不足以比较细致地描述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在这里就只就前5部作出一个对比。

在此五部著作中,评价最低的毫无疑问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国史稿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各种名人的格言,读起来非常不适合现代读者的口味。叙述历史的时候,形而上学,生搬硬套的东西太多,只有把它视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的历史参考才有其存在价值。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原名《中国通史简编》)有一段比较曲折的历史。范文澜在解放前已经以个人之力完成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简编。在建国后,他对原书进行修订,一直到1969年才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前3卷(4本),和中国近代史简编的上卷。所以后6卷由蔡美彪等人集体续笔,最后以中国通史的名称出版。范本无疑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著作,出版后广受欢迎,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至今仍然是许多人的首选。范本虽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但是范文澜本身有很好的国学修养,能够把国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其讲解更多从自己的理解出发,绝少引用格言。范文澜注重史料的收集,注重从史料分析中运用理论解释,所以常能以理服人,即便是比较偏激的部分(比如宗教)也颇能从中看到其分析的可取的部分。范文澜的文字功夫也非常了得,语言非常通顺,可读性很高,是所有中国通史大部头中文笔最好的。政治史,民族史和文化史部分写得详细,尤其是第4卷(隋唐民族和文化)更是其中的最精华。当然,以现代的眼光看来,范本仍然有时代的烙印,最大问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比较严重,对于农民起义的正面作用过分强调,对宗教的看法非常负面,所以看的时候要自觉地提醒自己,适当过滤掉一些时代的偏见。另外后六册是蔡美彪等续笔,文笔不如范文澜。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版本。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由12卷22册组成,是一部庞然大物。从专业性的角度来看,白寿彝本无疑是专业性最强的一部。在每卷之前的史料篇,把本朝所引用的主要史料详细列出,并加以讲解,这对与历史爱好者和研究人员都是很好的参考。白版更长于经济,制度和典志分析,对文献的引用也多。从思想来看,白本虽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基本得到抛弃,对于历史的分析比较中立和客观。白本的不足在于文字不如范本,太偏向学术化,普通人阅读的乐趣不如范本。更大的问题是它的政治史和人物列传单列,使得政治史的部分显得特别苍白,粗疏,这和经济制度史成为鲜明的对比。作为现代的历史通史著作,我觉得这样的编排太复古,不符合现代历史书的惯例,也不符合绝大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

陈致平的《中华通史》是台湾广受欢迎的教材。相对于大陆的著作,陈本更加注重历史的描述而非历史的解释,所以在取舍广度上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是深度上嫌不足,但这对于追求史实而不追求观点的朋友,是一个优点。陈本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细致,特别是各种图表的制作。这些图表都有很好的设计,内容也非常充实,很有案头快速参考的价值。另外,由于陈本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也没有传统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偏见,所以即可以作为历史史实的入门,也可以作为另一方面的观点的参考。

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是剑桥出版社的一部力作。从1978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完全,英文版出了1,3,6-15卷。第2卷汉朝到南北朝,第4卷,唐朝(下),和第5卷宋朝尚未出版。由于第一部从秦朝开始,所以后来剑桥又出版了一本剑桥中国远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覆盖了远古到秦朝的历史。第9卷目前出了Part I,可能还有第二部分。中文翻译本可能还缺8和9。这套书是西方史学界的理论和方法眼光看中国历史的代表性著作,对于马列主义思想分析为主的中国史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早期的几本,对于中国的偏见还能在书中看到,但是新近完成的几本,这种偏见已经大大减少了,这也见证了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研究的进步。但是这本书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翻译的缘故,所以中文版的可读性不高,很多翻译尽管意思不错,但是读起来太枯燥。另外,可能为了照顾外国读者,所以在历史描述上,显得琐碎。这套书有机会和能力,还是应该看原版。但是对于大陆的朋友,看原版的另外一个可能问题是,里面的人名和地面(特别是古代的),都采用了WG拼法,所以不熟悉的,经常会看得不知所云。尽管书后有人物对照表,但是不时翻阅还是比较麻烦的。

历史书,讲求兼听则明。所以对于通史,如果有兴趣,还是提倡多看不同的观点。这些历史大部头,均非一朝一夕能读完的,所以如果要有先后取舍的话,我会建议按如下顺序阅读:陈——》范——》白——》剑。至于郭版,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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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奖颁奖和罗马化的英文读音

金像奖颁奖和罗马化的英文读音

文:尼伯龙根·蜗藤

 

香港电影金像奖在混乱中闭幕了,最大的新闻出乎意料,居然是颁奖嘉宾张靓颖读不出一个繁体字,和对某个“英文字”的发音拿不准。在内地和香港的媒体上,对此都有报道。尽管这个事件对于颁奖礼来说是一个小风波,小花絮。但是由于里面所设计的文化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应该写一文来讨论一下。关于繁体字和简体字的问题,比较复杂,我明天再写。现在先说一下关于那个英文字的问题。

Nakom Kositpaisal 是一个泰文的罗马化的译名。不是英文。在东方国家,固有的文字都不是罗马字母,所以当西方要指代当地人名或者地名时,通常按当地读音,套用罗马字母,从而拼写出来。这样一来,固然有方便的地方,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具体到罗马化到英文的音译问题,首先是重音,在英文的拼写中,没有重音一说,所以哪个音节是重音很难分清。其次是原音的发音,由于在英文中并不如象德文般每个原音都有固定的发音,这导致面对一个新的译音,很难准确的确定某一个原音的发音。对于具体的一种语言,当然有一套音译的规则,比如日对英,汉对英。但是这些规则在不同体系中往往不同。比如,在国语对英中,lai中的ai读“赖”的原音,但是在粤对英中,lai中的ai却发成“黎”的音。汉语中的yun中的u音,发“云”的声母,但是粤语的u却发“o”的短音(比如董建华的姓氏的罗马化是tung)。最后,即便是某种辅音,在英语中也很难发出来,比如汉语的“sh” “q“,”x”等。所以,通过英语的罗马化拼写,要很准确的读出正确的罗马化的读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方语言的英语读音如此,即便部分西语的读音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网球手海宁的发音,拼写是Henin。很多美国人都读成类似/’henin/的发音,中文的译名明显也是按这种发音翻译的。但其实,正确的发音是/’enin/,h是不发声的。译成中文理应是埃宁。

两种不同语言音译之间出现的问题,不仅在东方语言翻译成西方语言中有,在西方语言翻译成东方语言上也有,甚至更严重。不必违言,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把外国人名译成香港本地语言粤语时出现的问题。在香港的粤语中,经常有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译名。比如说,法国足球教练“积机特”,不知道大陆的朋友能否知道指谁?原来是指雅凯。比如足球运动员“狄金斯”大家有知道指谁吗?原来是指“德尚”。大家不要以为是由于国语和粤语的不同而造成的不一致。完全不是。这个错误是由于香港在翻译人名的时候,习惯(错误的习惯)把所有名字都按英文的习惯念出来,再按粤语的读音把英文读音翻译过去的。这样的后果是,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名,翻译出来都是和原来读音相差很大的(最大的差异来自法,德西等国)。为什么我说这样做不对的呢?翻译这个东西,特别是人名,应该讲究发音的类似,最佳的结果就是你用本国语言读出来的时候,外国的人能知道你指的是什么。香港粤语对西方人名的翻译,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回到颁奖礼上来,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张靓颖拿不准那个泰国音译的发音,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事实上,张靓颖最后也貌似发对了那个音,鉴于我对泰文的无知,我不能肯定)这和她英语水平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
从电视上看,张靓颖在颁奖环节的准备确实不足,这个不足可能是由于主办方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张靓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我不了解,不予置评。不过,张靓颖以后也应该引以为戒,尽量把工作做细致一些。同时主办方也应该好好总结,这次颁奖典礼的混乱,有目共睹,这对获奖者和嘉宾都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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