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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应该重读王小波《摆脱童稚状态

李银河应该重读王小波《摆脱童稚状态》

尼伯龙根·蜗藤

 

近日研究同性恋的专家李银河博士写了一篇博客“拒绝同性恋献血是重大政治错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0enxg.html?tj=1)。在这篇文章里,她提出,“同性恋者的血液和异性恋者的血液是一样的”,中国献血条例规定的拒绝同性恋献血是一种歧视,甚至是“法西斯主义”。

这个指控是很严厉的,因此作出这样严厉的指控,必须要有非常过硬的数据与正确的逻辑推论过程。李银河正确地认识到,在这个条款背后所关注的是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传播感染。因此,她必须证明同性恋人士的血并不比一般人的危险,只有这点成立,“歧视”的指控才有基础。

而要证明这一点,她应该举出同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的比例和异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的比例,如果前者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地高于后者,那么她的这个论断就可以成立。反之,如果同性恋中艾滋病的比例远远高于异性恋的,那么至少从统计意义上来说,同性恋人群的血液和异性恋者的血液并不是一样的,而是更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危险,而献血条例也就不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歧视。

可是就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没料到李银河却犯了一个有着多年社会学研究背景的学者完全不应该犯的统计和逻辑错误

她试图以艾滋病传播渠道中异性恋和同性恋传播的比例来论证异性恋的血比同性恋的更为危险。她给出的是官方公布的艾滋病传播渠道的数字。

男男性传播,2005年占0.4%;2007年3.3%。

异性性传播:2005年占10.7%;2007年占37.9%

但是,这些数据只说明了艾滋病传播途径中男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比例,最多只能得出感染艾滋病人群中异性恋的比例比男同性恋高的结论,却不能说明异性恋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比男同性恋人群高。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的人口基数不同,至少在中国,异性恋的人口远远高于同性恋人口。

我们假设一下,中国异性恋人口占总人口95%,而同性恋人口占5%。我们又假设,患艾滋病的人口中,同性恋占10%,异性恋占90%(接近李银河提出的2007年性传播数据)。我们再假设艾滋病占中国总人口的0.1% (实际比例约为1:1300,但这个比例在计算中互相抵消,所以实际大小不重要)。

那么,异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的比例是:0.1% X 90% / 95% = 0.0947%。而同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的比例是:0.1% X 10% / 5% = 0.2%。在这个假设性计算中,同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的比例比异性恋高一倍有多,同性恋的血确实比异性恋的危险。

上面那些假设的数字纯属模拟,但是实际的类似数据也能找到。比如在一篇报道中,张北川举出了实际数据,“艾滋病在男性同性恋及男性双性恋群体中出现比率极高,是总人群的50倍”( http://health.hsw.cn/system/2009/07/28/050255682.shtml)。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有意义的不是感染艾滋病群体中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比例,而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中传播艾滋病的比例。

李银河曾在不同场合中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她在接受腾讯网专访的时候(http://blog.qq.com/qzone/622007269/1248783843.htm)也提到:

“因为他(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史唯唯)有一个假定,就是同性恋得艾滋病的比例比较高,这其实不符合事实,目前中国得艾滋病的人数,多数为异性恋者。当然最初,在西方国家,艾滋病是从同性恋人群中爆发的,但艾滋病很快成为全民疾病。不能证明目前在中国得艾滋病的人中,同性恋的比例更高。”

可见,李银河要么是有意混淆概念,要么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概念的关键差别。无论哪种情况,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学研究者,这种错误实在是应该避免的。

其实,李银河的先夫王小波先生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特地提到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那篇文章是收录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的《摆脱童稚状态》(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619563)。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过“不良”书刊或者黄色录像带,但是这样立论是错误的。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是指出有多少看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

在这段话中,王小波先生指出,人们关注的是青少年的性犯罪问题,但是性犯罪的青少年中有不少人看“不良”书刊,并不等同于看“不良”书刊的青少年中不少人都会性犯罪。

在血液条例这个问题上,我们关注的是感染艾滋病的人士。同理,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很少是同性恋者,并不等同于同性恋者中感染艾滋病的人很少。如果我们把“性犯罪的青少年”换作“感染艾滋病的人士”,把“不良书刊或者黄色录像带”换成“同性恋人士”,就不难得到这样一段话:“我在网上看的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感染艾滋病的人士是同性恋,但是这样的立论是错误的。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是指出有多少同性恋人士感染了艾滋病。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

王小波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作家,他所有出版的著作,无论是他写的杂文还是小说,我都曾反复拜读,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才情和睿智令我万般钦佩。如今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却无意之间发现作为他妻子的李银河竟然会犯下他在书中描述的一模一样的逻辑错误,实在令我唏嘘不已。

但是,话分两头。虽然我非常不认同李银河在这个问题上的推论过程,但是对于她倡议的,为确保献血的血液安全,“应该通过医学的检验手段,断定有无致病病毒。比如规定‘有艾滋病的人不能献血’,而不能说,某个人群不能献血。比如性工作者不能献血、同性恋不能献血,这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机制”,我是十分赞同的。退一步来说,即便一定要有所区分,考虑到女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和异性恋差不多(如果不是更低的话),献血的法律条文至少可以考虑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作出区分,允许女同性恋人士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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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四名女中学生挑战朱棣文

惊闻四名女中学生挑战朱棣文

日前看到一篇报道,上海四个女中学生质疑美国能源部长兼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的言论(http://news.sina.com.cn/c/edu/2009-07-15/153015958117s.shtml)。朱棣文说,把屋顶漆成白色,就可以大量反射太阳辐射热量,降低温室效应。而四名女中学生提出,朱棣文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地球的热量主要来自地球内部,而考虑到这点之后,实际效果完全相反。她们还在老师指导之下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女中学生挑战国际超级大牛,无论在哪方面(上海、中国,女,中学生,美国,诺贝尔,部长)都有轰动效应,确实是新闻的好题材。可是如果仔细看一下那篇文章,却发觉这几位女孩子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搞错了。

首先,朱棣文所说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强调的是把屋顶和车顶涂白,以降低屋里和车里的温度,以减少使用空调的耗电,从而降低能量消耗(见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may/26/chu-us-climate-change),根本和什么把整个地球涂白什么的无关。

其次,即便她们对朱棣文说话内容的理解是对的,她们的反驳也是错的。四位女生批驳朱棣文的理论依据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她们认为地球热量主要来自地球内部。而事实上呢,关于地表热量的来源问题,科学通过两百多年的研究和测量,早就已经有了结论。

对于地表温度变化而言,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太阳辐射。简单而言,过程是这样的:太阳发射的短波能够通过大气层,照射到地表,加热地球。而地表吸收后,放射出长波(能量比短波低)。这些长波能够被空气部分吸收,再重新辐射到地表,把这部分能量都留在地球上。如果地球的空气层象金星一样厚,那么绝大部分长波都滞留在地表,地表的温度就会变成过一百度。

地热确实能影响地球的温度。但是主要由于地壳传热率低,传到地球表面的地热与太阳辐射相比非常小,仅仅是太阳辐射的2000到10000分之一(根据不同估算)。而且,由于地表温度低,辐射出去的能量绝大部分是长波,这些长波有80%被大气截留而重返地面。

了解到这些基本的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女孩子们的论证做一分析。首先,应该肯定,在没有大气层的条件下,如果地球“表面”能量比外来能量大(太阳辐射)的话,那么提高辐射系数(把表面涂成黑色),确实是有助于降低地球表面温度。但是,这个原理被女孩子们应用到地球时出现了两个问题。

首先,地球表面辐射的能量与到达地表的能量有关,但不与地热总能量直接相关。而这个到达地表的能量又远远小于太阳辐射能,因为涂黑表面在增加辐射系数的同时也会增加对太阳辐射的吸收系数,所以涂黑表面反而会升高地球表面的温度。其次,地球辐射到太空的能量以长波为主,绝大部分被大气吸收再辐射回地面,因此提高辐射系数对这部分能量排放到太空和降低地表气温没有太大帮助。而太阳辐射到达地球表面以短波为主,大气基本是透明的,如果减少辐射系数(把地球涂白),那么就会减少地表吸收,使更多的短波被反射回太空,这对降低地表气温帮助更大。

所以,朱棣文是对的,女孩子们错了。

女孩子们的实验和地球的情况相差很大,一来没有大气层,二来没有地壳的隔热层,显然不可能模拟地球的真实环境。而且在实验中,电热棒和白炽灯的加热效率的比例远远不能和地热与太阳相提并论。无论如何,这个实验对于地球气温的模拟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在我们那个年代,长大能当上科学家是一种光荣。现在潮流变了,难得后辈还有人这么爱科学,其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是学习科学不应该好高骛远,不应该事事以反驳到大牛为目标。在反驳别人之前,也应该了解一下别人为什么有这种说法,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之道。

另外,加强一下自己的基础知识是必要的。其实我上文说的知识,一些在初中就教过(至少我们那时是这样的),比如地球气温由太阳辐射决定,大气层对地球的保温作用,长波和短波等等。即便是一些知识和数据,翻一下教科书或者上网查一下也可以查到。

当然,这里着重应该指出的是指导老师的不足。从这位指导老师的一段话:“如果地球的热量主要来自于太阳辐射,那么地球会像一个从烤炉中取出的面包外焦而内不焦,地球表面温度应大于地球内部温度,而事实上地球如同从热炉中取出的一个热煤球,放了几十分钟后是一个内热而表面渐冷的球体。”来看,这个指导老师对于地球表面温度的知识严重不足,如果说烤面包论还有点道理,煤球论简直就是胡扯。

我觉得,初级科学爱好者的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应该自己先弄清楚课题的原理,再诱导和鼓励学生思考,而不应该在自己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杜撰出一些莫须有的理论,指导学生往错误的方向研究。

后来,再上网一看,原来这个其中一个学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随时要上美国大学的,早就在媒体上以天才少年的噱头炒作过。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个根本是一个炒作,是为自己获取获得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增加资本的。在事事都可以被炒作的时代,莫非连严谨的科学态度也要被丢在被人遗落的角落吗?事实是否如此,我自然无从而知。若果真如此,我就只能耸耸肩,含笑不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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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功夫熊猫与奥运

【奥运】功夫熊猫与奥运

文:尼伯龙根·蜗藤

功夫熊猫在美国和中国热演的时候,我没有看。直到奥运开幕前,才看了DVD版。电影虽然内容简单,但是内涵相当丰富。一部西方制作的动画片,能把如此多的中国元素很好地聚集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相当不错。在我印象中,这些年来中国人自己制作的动画片还没有这么出色的制作。

画面情节什么的就不说了,只说说这部动画片中的内涵。动画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哲思禅意。有很多人说功夫熊猫的思想都非常浅显,其实这个恰恰就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就说了,中国的哲学是暗示性的。看上去浅显,但是又让人回味无穷,这正是中国哲学的精华。

功夫熊猫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三处精华。首先体现在太郎如何越狱。乌龟有预感太郎要越狱,就对浣熊说了。浣熊当即就要派鸭子去查看,要加强守卫。可是就是这只鸭子,在离开时留下一条羽毛,成为了太郎越狱的工具。有的事,你越是刻意,往往就越容易走向反面,适得其反,也就是乌龟大师说的:命运就是在刻意避免命运的过程中才成为注定的。

奥运会开幕式的代唱风波正好为这个哲理写下一个注脚。在本来最好最感人的环节《歌唱祖国》上,为了“国家利益”,临时替换了主唱,搞了一个双簧(幕后代唱)。此事一经揭露,一下子被海内外媒体炒上头条,作为中国“弄虚作假”的又一证据。本来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后变成了损害国家利益的事。这正正说明:刻意过头就丧失了顺其自然的真美。

现场公开演出时为最佳效果放音带,歌手现场对嘴形尽管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这么一个重大场合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连声音也不是自己的,那么还是大大超出了一般民众心中歌唱表演的底线。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替换的原因——根据音乐总监陈其钢的说法——居然是考虑到对外形象和国家利益。我看过两位小朋友的照片,上场的小朋友固然是外形出众,但是代唱的小朋友也同样天真可爱。为了追求外型的所谓完美,实在是多此一举。

海内外媒体固然有兴风作浪的习性,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全怪他们。就是在国内,从各大论坛(新浪,天涯,百度等)看过来,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也相当多。我记得在三四月份,同样是面对这些海外媒体对中国的中伤,在同样的论坛上可是一片同仇敌忾之声。当然,认为代唱这件事没错或者小题大做的也有很多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引发了海内外媒体和网络这么大的争议,而且把两个可爱的女童也无端卷入,令一个开幕式的亮点蒙尘,终究是极其败兴的。且不论是否应该那样做,如果一定要那样做,就干脆一早打开天窗说亮话,盛赞两位孩子的合力出色演出,而不是刻意大张旗鼓地在媒体上宣传一个,而让另一个仅仅成为节目单上的英雄。

功夫熊猫中还蕴含了另一个哲理:当浣熊和5弟子认为熊猫的当选是一个意外,要求乌龟重新考虑的时候,乌龟说了一句话:没有什么是偶然发生的。佛家讲究因果,凡果必有因,没有什么事是偶然发生的。

同样,奥运会代唱这这件事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在近十几年来,弄虚作假在中国越演越烈。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照片、假新闻比比皆是。渐渐地,这些都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原有的道德体系正在沉沦,道德向经济利益和面子投降。而更痛心的是,很多人甚至已经意识不到这样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在这种环境下,发生代唱之事也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尽管许许多多的人都对弄虚作假痛心疾首,但颇有一些人逐渐已经默认这个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尽管私下会批评弄虚作假,却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改变。12年前,这些人被王小波称为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这种现象真的是不可改变的吗?功夫熊猫展示的第三个哲理就给出了答案。当浣熊向乌龟抱怨自己根本不可能把熊猫教好的时候,乌龟对浣熊说:只要你相信它,就一定能够做好。只要信,就能成功,这看似唯心主义,其实真正的内涵在于:人本身有很大的潜能,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充分发掘它,这种潜能就始终潜在水底。所以首要的就是必须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通过这种对自己的信任,激发出自己的潜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原先认为不可能的东西。

弄虚作假积弊已久,俨然成为牢不可破的陈规陋习。但是我相信,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之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还不相信自己有力量可以去改变它而已。其实从最近一两年来的一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见,进步中的中国社会和民众是能够发挥这种潜能的。新的一代并没有被陈规陋习同化,反而更加愿意利用自己的力量作出改变。

比如去年周老虎的照片,遭到众多网友一致抨击。网友们发挥自己的才能,最后终于以详尽的证据和持之以恒的压力,迫使始作俑者承认老虎是假冒的。前几年,乐坛假唱成风,但是人们通过市场的力量,接受坚持真唱的歌手,使假唱越来越成为过街老鼠,最后终于引起重视,有关部门明令在演出中不能假唱。

这次的代唱风波中,我们也看见了很多人对这种作为感到反感和愤怒,并且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正因如此,官方和主流媒体在这件事爆出来之后,并没有象旧思维一样,进一步掩饰,而是及时地宣传代唱的女孩,让她出众的才能不仅仅停留在节目单上,而是被人们广为称道。

上述几个事例都令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一代已经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陈腐,而且他们正在继续凭借这种信念和能力,带着无限的希望和激情改变面前这个世界。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当怀疑的大多数不再怀疑,发自内心的信念所爆发出来力量就将最终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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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中国的挑战

《自然》杂志:中国的挑战

 

乘着奥运的东风,中国热在世界范围内再创新高,连科学界也不例外。今天上网一看,原来最近一期(7月24日)的《自然》杂志就是以中国作为封面报道的,而这期的主题也是中国。在这一期刊物内共有16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散布于社评、新闻、新闻特写、回应、评论、书评、综述和通信等各种形式中。这么密集的中国题材,在《自然》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当然,作为一本科学杂志,《自然》上的文章都和中国的科学界有关。这也可以看作是西方主流科学媒体对于中国的看法,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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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文章是《中国的挑战》(China’s Challenges)。文章认为中国在数十年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下,仍然有众多的挑战:科研、人口、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挑战,还有地震威胁的挑战。

新闻特写中国展望(Vision of China)中简要讨论了中国面临的有关科技的五项关键挑战:航空技术、环境、科研、能源和公共健康。后四者都有其他的专门性文章进行讨论。

新闻特写China: the great contender中列举了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科技进步。包括高达900亿美元的年均投入(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世界最多的年均科技大学生毕业人数,世界第二的科技文章出版量。尽管还有不如意的因素,比如基础科学投入比例只有5%(发达国家平均是20%),文章质量偏低(引用率只有0.39)等等,但是作者认为中国在科技上的崛起已经是一个无可逆转的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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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评论“The prizes and pitfalls of progress”专门探讨了有关中国科技进步的得失的原因(该文为中国科技政策研究所所长所撰)。仿佛是对上一篇文章的回应,这篇文章认为国际科技圈对于中文科学刊物的重视程度不够是中国科研文章引用率过低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国内研究者以投英文刊物为荣,这反过来又使得中文刊物的质量下降,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文章又指出在中国科学界过于模仿西方,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忽略了本国的一些传统科学(文章中举的例子是在汶川地震中有几个学者用传统的办法预测了地震)。中国政府必须正视本国科学的定位,尽快把它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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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中的一篇(The man who unveiled China)专门介绍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回顾了这个英国人为改变西方对中国科技的态度而作出的毕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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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研的系列文章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另一篇essay,J.R.Hollingsworth的“China: The end of the science superpowers”。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从17世纪的中心法国到德国到英国最后到美国,每个科技中心的兴起都是以该国的经济强势为衬托的,而每个中心的衰落都起源于它们的自大:在衰落的最初阶段,他们都低估了自己的体系存在的问题,在高估自己实力的同时也低估了对手,以致都没有采取及时足够的措施来挽救开始衰落的科技体系。文章预言,除非美国及时警觉,不然就无法挽回这个衰落的趋势。中国无疑是最可能的下一棒,但是作者却认为,中国不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原因是目前世界的科技格局也在变化,大集团的科技产出模式逐渐让位于小规模的科研机构。因此,中国亦未必能够依靠强劲的经济实力就能夺得科技中心的地位。反而,世界的科技体系可能会由多元化的小中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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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注中国科研之外,《自然》中还有其他文章是关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的。

环境和能源是关注的重点。新闻特写中有两篇专门涉及这个问题。“第三极”(The Third Pole)专门讨论了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在过去50年中,82%的冰川都在融化,而在最近10年中,有10%的永久性冰层开始降解。在过去50年中,青藏高原以每10年0.3度的速度变暖,是全球平均的三倍。除了全球暖化的大环境之外,还有两大区域性因素:首先是环境变坏导致大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灰尘被吹到青藏高原,其次人们用生物燃料产生的黑炭。这两种物质都加速了冰川的吸热能力,导致了冰川的加速融化。冰川的融化会对生态和人们安全构成很大威胁,而这正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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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拉玛干的沙尘吹到青藏高原

另外一篇新闻特写“添加燃料”(stoking the fire)是专门讲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的。文章分析了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用煤国而面临的挑战。中国的用煤技术足够先进,但是却并非足够干净。如何平衡用煤和排气的矛盾,如何发展更加有效的回收废气的方法都是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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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篇有关中国环境安全的文章放在回应(correspondence)中。《中国食品中肉食比例的提高对水安全的冲击》指出,在中国,水安全危机除了普遍的原因(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外,食物结构的变化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生产一公斤肉需要两千到一万多升的水,而一公斤谷物只需要800到1300升水。中国食品结构中食肉含量的增长使中国人均食物耗水量比起1961年上升3.4倍(尽管仍大大低于美国),而同期人口增长只有1.9倍(笔者注:这个对比的逻辑有误,前者是人均,后者是总量,无可比性)。现有的数据已经超过了中国营养协会提供的最佳比例的50%,因为高肉比例的食物结构对于健康也是有害的影响。所以无论从用水安全还是公共健康计,中国食物结构中的高肉食比例都应该受到重视。

特别报道中的一篇《这些花朵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回顾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指出了目前中国男多女少的不平衡现象(出生婴儿的比例为117个男孩:100个女孩),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偏向性政策(允许农村首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第二胎)导致的(笔者注:农村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两胎吗?和头胎性别无关吧?),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选择性流产所导致的,也有可能因为对于女孩照顾不如男孩仔细而引致女孩死亡率偏高而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幸好,中国出生率的降低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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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评“How one child was deemed enough”中,再一次提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这本《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的书是对于邓小平时代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在书评中再次提出了中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是否和如何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最后,地震预报和防震也是其中的一项。在通信版中,Parsons提出了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盆地变得更加不稳定,新地震的可能性也就加大了。看来如何总结汶川地震的经验和教训是地震局和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切不可以“地震预报是世界级难题”就轻易地推卸了自己的责任。

《自然》杂志以如此大的篇幅集中讨论中国的问题,反映了中国成为继一个政治经济大国之后,也作为一个科技大国已经正式进入世界的舞台。如何面对和战胜这些挑战,当时每一个中国科技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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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自从3月14日西藏骚乱事件发生以来,历经西方抹黑潮、奥运圣火保卫战以及家乐福抵制等一系列事件,直至日前中央政府主动透露会和达赖喇嘛对话,奥运圣火也在这几天回到中国,这一系列的事件总算初步告一段落。这一系列的事件从多方面折射出一块广阔而深邃的值得好好思考的空间。此篇先着眼于中央政府和海外藏人的谈判。
中国政府在4月25主动透露将会和达赖喇嘛对话,对于这个举动,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不理解,认为是一个向西方和向西藏流亡政府低头的姿态。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央应该和达赖谈判,这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

就短期而言,首先在外交上,这是一个开放的姿态。西藏问题当然是我国的内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藏问题在经历近期一系列事件之后,在国际范围已经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形象相挂钩的西藏问题仅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可以以闭门造车的方式解决,那么显然无异于掩耳盗铃。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受惠国之一,继续开放也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代表我们的真正利益。因此,仅仅从经济利益上看中国也绝对不能无视国际社会的声音,更不用说和经济开放息息相关的国际政治环境了。中国政府主动透露将会在一定的前提和方式之下和达赖谈判,这正是舒缓当前国际压力的必要步骤。中国提出的有条件的接触,等于是把球扔给了达赖一方,如果达赖回应不当,那么国际社会上的压力将会逐步从一面倒开始转变,这无疑是中国政府乐意看到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展示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并提供一个让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大窗口。虽然中国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因此而在主权领土问题上让步,但是在无关领土的问题上适当作出一些开放的对话姿态,至少在客观上将有利于确保奥运的顺利进行,因此这也是必要的。

从长期来说,要彻底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是一个不能不过的坎,中国政府始终要直面这个问题。达赖是藏传佛教的最大活佛,在宗教影响根深蒂固的藏人心目中有非凡的影响力,即便是刻意贬低达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点。我认为寄望达赖死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寄望通过中央不承认新达赖而减少新达赖的影响力的想法都过于乐观。在西藏的宗教系统中,中央对新世达赖的确认和承认其实只是达赖继位的最后的一步,也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一步。这点很好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体系的首领是靠本宗教外的承认而才能真正确立地位的。没有宗教界本身的认可,而让信奉宗教的人去真心全心接受一个无神论政权指定(在他们看来就是强加了)的宗教领袖,这点非常不现实。达赖死后,他的口喻和法器等东西对于新达赖的认定,无疑比中央政府的更加容易得到教徒的认可。清政府曾经先后两次次废黜了13世达赖的名号,却没能阻止13世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这就是一个历史明证。因而从理论层面上看,要解决西藏问题基本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把西藏去宗教化,暂且不论。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和达赖展开谈判,争取达赖和中央政府合作。

既然和达赖对话是必要的,那么中央政府如何谈?

首先,中国政府在这几天在官方的口吻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转变,越来越把骚乱的源头指向藏青会,而非达赖本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在西藏骚乱初期,中国的矛头完全指向达赖,说达赖是策划西藏骚乱的幕后黑手,而各级官员一个比一个高调,甚至有说达赖不配做佛教徒的言论。我认为这个做法不仅不利于有建设性地解决危机,而且还适得其反。
首先,达赖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上的公众人物,很大程度上与竞选中的政客相似,他在海外民众中的可受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公开场合展露出来的形象,不管这个形象到底和其真实面目相差几何。达赖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已经主动和被动地精心培养和打造了近50年。他头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光环,在现在西方世界眼中,他的形象远远比中国政府好。而藏传佛教和非暴力是达赖的金漆招牌也是他身上的超级护身符,既被证明是争取西方社会同情的非常有效的利器,又是抵御中国政府攻击的最有效盔甲。

不管事实上达赖是否真的是西藏骚乱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在表面事实上,他多次否认了这个指控,并一再说如果继续有暴乱他就要step down。至少对海内外支持和同情达赖的人而言,以及在很多原本没有多少关注西藏问题的海外人士的眼中,把达赖和策划暴力等同在一起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描述。而中国政府把矛头完全指向达赖的最大恶果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弹,前者的措辞越是尖锐直露,后者就越认为前者污蔑栽赃。简而言之,达赖宣扬和平和非暴力已经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如果提不出最直接和直观的证据表面达赖本人就是骚乱和暴力事件的策划者,西方主流社会只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无耻”地妖魔化达赖。
这种反弹不仅令中国的形象进一步受损,更严重的是大大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少数暴徒的暴力的谴责,又一次给西方国家选择性失明的借口。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对骚乱的处理以及广大海内外华人民众展示出来的对中国和奥运的支持都不能被西方民众的理解,反而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华人的成见。而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感观又为其所在国家的政府的官方态度造成了负面压力,这无异于为那些国家中原本就利用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支持和谋定反华策略的政治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支持和助威。这一切都使中国对外的公关战陷入恶性循环,而破除这一恶性循环的关键一环就是把矛头从达赖身上转移到藏青会——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中代表鹰派的纯政治组织。这样做,至少在事件面目上把宗教因素大大降低,把政治因素大大提高,为中国政府在下一轮的对话和战略制定上奠定一个基音。

在骚乱之初,有很多人觉得把矛头指向达赖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高招,理由是不能让藏青会等组织曝光和作为明确的对手,但我觉得这并非如此。藏青会等激进组织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在国际社会上有相当的知名度,不是中方刻意无视就可以当他们不存在的。也有人说,不能让达赖变成藏青会和中央政府“调停者”。这个担心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中国政府可以用更加巧妙的方法化解之(见后)。有人认为藏青会也是西藏海外流亡政府的一部分,达赖作为流亡政府的领袖,当然应该负全部责任。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如上文所述,达赖作为藏人宗教领袖的地位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而他政治领袖的身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藏青会(tibet youth congress)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尽管在1970年成立之初达赖参与过,但是近40年过去了,达赖在这个团体内的影响力已经降低。西方社会认同一个社会中能够有不同的独立的声音,一个人不必对另一个人的声音负责。达赖一定要对藏青会做的所有事情负责,这是中央集权政治的思维,西方社会对此并不认同(正如美国人不认同布什需要对众议院议长佩罗西的话负责一样)。因此,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种宣传方式并不利于中国对外的宣传和公关战。如果中国政府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把矛头指向藏青会,而由于藏青会的激进政纲,中国政府可能会更加容易占领“反对和谴责暴力”的道德制高点,争取到华人之外更多的支持声音。

其次,在中央和海外藏人的谈判中,中央应该更加注意到海外藏人中的不同声音。在海外藏人中,其实不是一面倒地支持西藏独立,甚至并不完全支持达赖口中的西藏自治。相反,他们有很多人其实只是西藏问题的关注者,一如中国国内关注艾滋病,关注环保等人士一样。他们的立场比达赖更加温和,他们认为西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在西藏争取独立和“自治”是不现实的,他们也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不需要西藏独立或者“自治”才能解决。这部分人其实在海外藏人社会中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中国出生的中青年海外藏人中持这种意见的比例更高。由于这种意见和达赖不一致,也由于温和的立场通常都比较容易受忽视,这部分人虽然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一直没有相应的回响,更多的只在学术界中流传。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认真倾听这一派海外藏人的意见,甚至一定程度上扶持这种势力(比如在学术和社会领域和他们展开更广泛和深入对话等等)。从真正解决问题的角度,我觉得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对于如何建设西藏,也是很好的参考;从统战的角度,我觉得他们正是较容易争取的一批,中国统战不是一直都讲究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吗?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和达赖之间的缓冲地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达赖要当中央政府和藏青会的调停者这一招数了。

第三,在谈判中,中方应该尽可能地让藏族代表参与谈判。现在负责谈判的主要是统战部,他们可以考虑一下让藏人出面谈判,或者至少让他们有足够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可以显示藏人在中国政治地位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关于他们自身利益和前途的问题上。二来,藏人出面谈判,可以避免谈判被西方打上的民族主义的标签。三来,在总体形象上,可以把接触谈判降低到藏族内部对话的层次,为以后的决策留出空间。如果中央足够放心,还可以考虑让年轻的班禅出来参与会谈。这对于中方将更加有利,首先可以逼使达赖承认班禅,其次可以在政治上把班禅的地位和达赖看齐,而这在以后的西藏政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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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火炬的旧金山之旅

奥运火炬的旧金山之旅

文:尼伯龙根·蜗藤

 

奥运火炬的欧洲之路坎坷不平。英国的火炬接力过程已经是惊险万分,幸亏警方还算尽力,总算没有出大事。可是在左派的老巢法国,在政府官员的公开支持下,警察有意无意怠工,藏独分子抢夺奥运火炬,火炬被迫熄灭至少达5次。这一切都使人们不仅担心奥运火炬在剩下路程的安全问题,特别是美国之旅。

火炬在北美只经过一个城市,这就是旧金山。老实说,我原本对这个安排非常担心:尽管旧金山是美国华人最集中的城市,人口比例高达3成。但是旧金山同时又是美国最左翼的城市,是自由派的天堂;它附近的伯克利大学以学术研究闻名,但同时也是美国最左最自由派的大学;它的选区,选出了美国目前的反华旗手众议院发言人佩罗西。鉴于藏独势力一向备受极左派支持,所以火炬在旧金山之旅自然让人分外紧张。

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美国华人,尤其是旧金山,湾区乃至全加州的华人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了强烈的赤子之心和凝聚力,展现了他们支持北京奥运会,支持祖国统一的立场和决心。很多人不惜向学校和公司请假,相约从外地赶去旧金山。他们有的从南加州驱车10余小时赶去现场;有的在头天晚上就抢占有利阵营,彻夜不眠地驻守;有的为了庆祝和迎接圣火,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节目;有的因为时间或家庭等原因无法亲历现场,就出资报销机票,鼓励外地中国学生前往代表助威;有的是既出钱又出力,购备和分发各种物资,还通过个人捐款包下小型飞机在旧金山上空展开写着“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长幅。他们有的是当地各个华人社团组织的,有的是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的,更多则是自发而来的。他们中间有在美好几代的老华侨,有刚拿到绿卡的新移民,有在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中间有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还有土生土长的美国华人。

和其他族裔相比,华人在美国一向给人以一盘散沙、山头林立,缺少政治热情的印象。他们政见不一,可能支持不同的政权,可能对中国政府有不同的见解甚至批判,但是在今天,他们的身份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传人。他们不一定为北京政府欢呼,但是他们都拥有赤子之心,都为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传统、为自己取得的成绩、为中国人首次承办奥运会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一份自豪感让他们放下成见,走到了一起,这不正是奥运精神的最好体现吗?我来美这么多年,再没有比今天更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感到骄傲了。

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几万华人的表现:他们不是以一种对抗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欢腾、喜庆、载歌载舞,节日一般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支持奥运,为了告诉世界他们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感到自豪和骄傲。作为中国人,看着屏幕上数不清的中国人高举在手中随风飘扬舞动五星红旗,看着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和眉宇中的坚定,真希望自己也能够和他们并肩前行。

当然,在场的还有几千支持藏独的示威者。他们从一年前就开始计划如何利用今天进行示威抗议。昨天甚至看见主流电视台采访抗议者是如何培训藏独份子如何躺在地上阻碍火炬接力队伍通过、如何应付警察的拦截、如何某准时机以何种手势抢夺火炬的现场示范。对比华人今天在旧金山的表现出的喜庆、大气、和平、坚定,部分支持藏独的示威者的愤恨、对抗、暴力和满地打滚不禁让人联想到跳梁小丑。

美国和旧金山政府的态度一度让我担心:在巴黎市政府在圣火到来的时候作出羞辱中国和奥运的举动和姿态后,我更加担心同样是左派的旧金山政府是否会有如此出格的行动。幸亏,对比起法国,美国政府在此敏感局势下显示出了一个大国的应有的风范。布什政府虽然对中东征战连连,但对中国却是近20年来最友好的总统。早在3月份西藏出事之后,布什就多次重复声明不会抵制奥运,国务卿赖斯更加说强调:抵制奥运羞辱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人民。美国政府也深知,圣火在美国境内熄灭,丢脸的不光是奥运会,不光是中国人民和政府,还有自己。

为了火炬接力的顺利举行,美国旧金山警方出动强大的警力(2000人),安全戒备系数调到“高级”。从电视画面可见,美国警方对火炬的守卫,可以用重重包围,滴水不漏来形容,前面有几辆警车开路,紧跟着一部传媒用的大车,而在火炬手后面,又有几辆警车在后;在火炬手两旁,先是有中美混合的蓝战士作最里面一层的护卫;在他们两旁有一个紧接一个排列的荷枪实弹、手持警棍的警察守卫;在更外层,还有两列摩托车骑警一个接一个地守卫,在三重严密护卫下,零星几个试图强行接近火炬的藏独分子才刚有异动就立即就被外围被警察迅速制止。旧金山警卫的执法态度和成效与法国站都站不稳的滚轴溜冰警察的装样子可谓天渊之别。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NBC旧金山地方台的报道,为了确保火炬接力的顺利进行,避免出现在巴黎失控的情形再次发生,中国政府和美国在紧急磋商之后(中国政府主导决策,take over),决定临时改变路线,并取消了结束仪式。这对今天火炬的能够顺利接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对于一心希望目睹圣火的民众无疑是深深的遗憾。但是,正如我那个守候很久但最终没能一堵圣火的旧金山朋友在事后电话中告诉我的:火炬的顺利交接是最重要的,他是否理解政府改变路线的处理。即使未能如愿现场目睹,但是参与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经历,能够看到中华子孙走在一块,知道火炬接力顺利,他就已经足够理由感到幸福和骄傲。反倒对那些原本没打算到现场,却意外发现火炬就在眼前的民众成了天上掉下的精神馅饼,从他们的反应来看,这些普通的美国人都对此十分高兴,认为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把喜悦带给平民大众,不也是奥运精神的真谛之一吗?

美国的传媒,在这次火炬中的报道终于不像欧洲的一样一面倒了。直播的当地NBC,藏独支持者和华人的镜头比例基本是55对45,藏独稍多是可以理解的。右派传媒Fox News也给了华人和藏独支持者分量相当的镜头。这些和欧洲的传媒有本质分别。至于左派的传媒CNN,在直播开始仍然是一面倒地播放藏独支持者的画面,无数华人网友打电话和网上抗议不公,后来稍有好转。但是MSNBC,没有现场报道,但在由极左的性别歧视者Matthew主持的栏目中,他竟然公然称此次奥运火炬为“torch of shame”——左派传媒,我还能说你什么?

对于藏独支持者在这次火炬接力中没有特别过火的地方(和英法两国的相比),当然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火炬路线变动和强大警力。虽然预谋已久,反复操练,终究不能得逞。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主要是白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只是示威,但是反对暴力,不会象欧洲人一样抢夺火炬。这个态度,我觉得相当不错。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有表达意见和立场的权利。如果只是在一边举标语喊口号,不诉诸暴力,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和立场,但我尊重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象欧洲的藏独份子一样穷凶恶极不惜伤害他人身体抢火炬的话,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侵犯他人权利的做法,绝对不可以接受。藏独份子这次在欧洲两站的暴力所为,在我看来不仅不可能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反而还会适得其反。其它不说,就从今天电视报道评论中就可见一斑。NBC记者采访因为传递路线改变而错过目睹圣火的失望民众后,评论道:是很令人沮丧,但能怪谁呢?要怪就只能怪那些致使政府担忧公共安全的人。如果他们不使用暴力造成安全隐患,路线就不用改。

火炬离开美国,但是剩下的路还不平坦。印度的孟买是一个坎,印度是藏独大本营,就看印度政府是否有诚意有效控制场面了。澳洲也是一个坎,不过澳洲华人众多,有欧洲和美国华人的榜样,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做到同样的出色。最后一个小坎在我们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几个本地社团已经公开声明要示威了,之前还有社团说正在考虑是否抢夺和熄灭火炬(今天他们说应该不会很“激”,即过激),另外大批的藏独份子也可能会涌入香港。如果香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才真真正正地丢中国人的脸。希望香港政府和警察不会令我们失望。

藏独分子在欧洲的表演其实愚蠢,如果他们是真正想为西藏利益而努力的话,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适得其反。西藏确实存在各种问题(哪个地方没有问题呢?),但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有很多是需要依靠全体中国人一起解决的,解约的途径就是谈判和互相理解和互相妥协。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一样的小国,你不能指望中国会向外国势力屈服,更不可能向一些无权无势的同情者以及一些虚情假意和一时头脑发热的外国政府屈服。在奥运圣火的问题上,藏独分子羞辱的不止是中国政府,更加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努力筹办了二十年(从计划申办2000年奥运会开始算),有理由享受一届成功的奥运会。藏独分子对奥运圣火的干扰,使得中国民间舆论几乎全面一面倒,形势只能越来越对他们不利。当然,如果他们的目的只是想继续向西方一些组织拿钱的话,那么倒是很称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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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选举——想象中最好的结果

 

台湾选举——想象中最好的结果

文:尼伯龙根·蜗藤

322台湾地区选举已经落下帷幕,马英九以大比数当选台湾最高行政长官,而入联和返联两个公投都没有到法定票数而作废。马英九和谢长廷的得票比例是5841,这么大的差距在西方的竞选概念中已经是land sliding的胜利了。国民党终于一扫8年的颓气,扬眉吐气了一回。在这件事上,他们比美国的民主党争气多啦。

这次台湾选举国民党为何能大胜?除了陈水扁的执政当真是天怒人怨,台湾民心思变以及马英九自己本身的素质之外,马英九的选举策略也有很大的成功之处。

首先,马英九在民调中一直都是处于上风,所以马英九只要把这种优势稳稳保持到选举就可以了。所以他的策略就是紧跟民进党的大棒。我们看到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民进党都是处于进攻的一方,但是无论在族群,台湾地位等以往足以搞出重大争议的问题上,民进党都没有发力点,因为马英九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基本都和民进党类似,有时调门甚至比民进党更加高。不能利用这些议题发力,就是民进党选举失败的重要因素。在选举前夕的西藏事件,本来对选情可能有很大影响,但是马英九的调门比谢长廷还要高,终于把事件的效应减到最低。

其次,在危机处理上,由于有了2004年两颗子弹的经验,马英九和国民党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选举开始,马英九阵营就一直提醒人们可能有民进党的突发事件,做足预防措施,使民进党很难奥步(使阴招)。在愚蠢的四笨蛋搞出个送上门的踢馆事件后,本来形式一度紧张,让人担心有两颗子弹的效应。可是马英九立即放下姿态,不断向对方道歉,力求不让对方能够把事件做大。有的人可能认为,马英九的举动太过软弱。但是在选举中,在适当的时候忍让却是好事,绝大多数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放下姿态反而能让人看到谁是谁非。事实证明,这个危机马英九处理得很好,四笨蛋基本对选情没有影响。

第三,马英九选择以南部作为自己的突破点,在选举期间长驻南部,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一直以来南部都是国民党攻不下的地区,原因不过有二,一来本省籍的人居多,本土情节浓厚,二来,人民的文化程度偏低,易受煽动。但是马英九敢于深入虎穴,和南方人打成一片,大力推动了国民党在南部的组织。人民的文化程度低,从另外一面看就有淳朴和重感情的特点,如果和他们打成一片,就有助于争取他们的选票。这次马英九在南部仅仅以几万票的距离小负,就是这个战略成功的最好说明。

第四,马英九充分利用自己的魅力,争取了大量的妇女票。这个倒是先天性的,别人倒是学不了。马英九在选举中也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自己这一点长处,不厌其烦地在“扫街”拉票,和女粉丝合影,所到之处尖叫连连,闪光灯此起彼伏,师奶们甚至不顾形象,在洗头洗到一半时也要冲出去看小马哥,效果非常明显。据统计,在选举中,男性选民投两党的比例基本是11,但是女性选民中就有高达21的比例选择马英九。这个说明马英九的帅哥形象确实让他受惠良多。

这个结果,应该是中国大陆政府最希望的结果,而对于乐于看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人来说,这也是想象出来最好的结果。我这样认为理由有以下几个:

首先从法理上看,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未完成的结果,现在国民党重新在台湾执政,使得这个法理得以延续,对于以后的讨论和和谈都是有益的。

其次,大陆和台湾的谈判一直基于92共识,而这个共识是和国民党谈下来,和民进党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民进党执政8年基本没有和大陆谈过任何统独问题,现在国民党执政,而马英九又是承认九二共识的,所以和谈有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基础。

第三,马英九和国民党从渊源上和大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中国的认同和从台湾本土出身的民进党不可同日而语。我当然不会幼稚地认为马英九能积极推进一国两制和两岸统一。但是马英九能够做而且应该会做的就是把陈水扁8年执政期间的去中国化和省籍矛盾的负面影响扭转过来,让台湾回归到中华文化传统。这个不一定能够直接促进两岸统一,但是一定能够使两岸的民众互相之间有更多的认同感。

第四,马英九执政之后,两岸的经贸交流可望进一步发展,三通可望在2年内达成,这个当然能够进一步加强两岸的经济联系和人民互相的认识,长远来说对于统一也是有利的。在大陆对台湾进一步开放的同时,我期望马英九能够依照对等的原则,台湾对大陆也一样地开放,让大陆公民能够便利地到台旅行甚至投资,这个不光是对于两岸加深认识有帮助,对于台湾的疲弱经济也是有利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英九的执政,标志着台湾理性政治的回归。希望马英九能够带来台湾走出激烈对抗的社会群体心态,踏踏实实地为台湾做一些事。我相信如果一个社会理性了,和它对话也就容易得多。

马英九在选举期间,对大陆的事情发过不少狠话,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对此耿耿于怀,这些不过是选举政治而已,不必过于较真。他在当选之后就说不会见达赖,已经表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说接收国宝大熊猫,也是对大陆方面的善意的友善回应。我相信中央政府也不会介意他在选举前的言论。关键还是要看他以后怎么做。中央对陈水扁是听其言,观其行,对马英九也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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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经期可以选择减薪休假一天

妇女经期可以选择减薪休假一天

文:尼伯龙根·蜗藤

政协委员张晓梅提议妇女经期应该休假,顿时引起诸多争论。赞成和反对的都不在少数。一种嘲笑的声音认为:这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值得全国政协大会讨论。对此我只想说:持这种意见的朋友可能不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策。要知道,并不是只有国防、经济之类的“大事”才值得放在政治的台面讨论,才是政策。其实,只要是关乎民生的问题都是有意义的政治议题,也是制定相应政策的基础。女性经期休假问题属于妇女权益的一部分,关乎7亿女公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妇女占成人劳动大军很大的一部分,提高她们的权益有利于调动她们的工作积极性。因此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又岂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也承认,在反对的意见中,除去某些不理性的谩骂,还是有不少是很中肯、有建设性的。就我在网上的浏览来看,对此建议最大的反对理由有三个:首先认为这是男女的不平等;另一个是出于对女性就业的忧虑;第三是可操作性的问题。我想就这三个反对理由提出我的不同意见。

首先,妇女在经期放假是不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我想这完全视乎你如何定义平等。从绝对意义上说来,因为基于生理原因,男性没有经期,根本无法享用这种假期,因此这只能是妇女的特权。可是,基于同样的生理原因,女性在肩负社会生产的责任的同时,还肩负人类再生产的责任,因此既然女人比男人在生理上担负了更多的责任,所以她们理应享受相对更多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妇女经期休假的权利和休产假的理据是一致的,因为经期是和妇女生育密切联系的一种生理现象,而痛经问题确实影响着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工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妇女休假权利的倾斜并不存在歧视男性权益的问题。

其次,妇女经期休假会带给用人单位效益损失,增加妇女就业成本。这是反对此议案的最有力的一个论点。我同意:妇女经期休假无疑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也会被企业用作不请女员工的理由。但是,这种损失和对女性就业市场的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具体政策的设计和合理化来减少的。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更多的在于选择合适的经期休假政策方案,而不在于女性是否应该享有经期休假的权利。

我认为强制要求用人单位给予妇女经期全薪休假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但是,完全可以考虑赋予妇女这样一个权利:她们可以选择在每月经期的某一天享受部分带薪休假或全天上班。为了将此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企业在妇女休假当天按何种比例扣除薪水应当根据具体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弹性而定(这要根据专业的经济调查数据才能计算出来)。这个方案的要点如下:

首先,妇女可以选择经期休假或是不休假,视乎自己身体状况而定。因为存在扣除部分薪水的代价,妇女在选择是否休假时存在可以量化的的机会成本,所以只要扣薪比例制定合适的话,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效率流失。简单说来就是:当妇女选择休假的时候,她休假当天只能得到部分薪水而不是全薪的待遇。对于一些痛经严重的妇女,这一天可能非常重要,她们宁愿放弃部分薪金也想休假;而对于一些经期反应没有这么严重的妇女,她们可能会选择照常工作以拿全薪。这样,妇女在考虑休假前,会先考虑是否值得损失部分薪金,因此可以避免妇女滥用休假,从而保障企业的利益和最大限度减少对妇女就业市场的负面影响。

其次,为最大限度保证经期假不被滥用于其它用途,经期休假为每月一天,过期无效,不能累积。而且,妇女的普通病假和经期假应该分开计算,如果当月妇女因为经痛请假超过一天,那么只能有一天算经期假,多出的则从法定病假天数中扣除。由于妇女的经期基本上为每月一次,因此存在可操作性的前提。

这个方案中,妇女每月经期休假最多为一天,而且企业只需支付部分薪水,因此可以兼顾社会对妇女的关怀和企业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将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所以是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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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春三案(茶水,堂会,枪击)扒光了中国传媒的内裤

亥春三案(茶水,堂会,枪击)扒光了中国传媒的内裤

文:尼伯龙根·蜗藤

媒体,在政治学上被称为第四权。在这个人们对信息交流严重依赖的时代,由于掌握话语权,媒体的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影响很大。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手机电讯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媒体的力量大大得到扩大。一篇报道,在以前可能只在当地的报张中有影响。而当今,通过反复转载,各种有心的或者被引导的评论层层加码,推波助澜,一篇同样的报道,可能产生的影响比以前扩大了好多倍。而媒体的权威性由于积威,仍然被大部分人认可。正因为如此,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的要求,不是减少了,而是提高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在这个时代理应不是减轻,而是增强。可惜,事与愿违,在中国,媒体变得越发浮躁,一味追求噱头和眼球,严重背离了媒体报道求真实的原则。媒体的公信力急剧下降。

这种情况,在前几年已经屡见不鲜。2007年更加变本加厉。在金猪年还没有过四分之一的时候,就连续出现几件轰动一时的传媒报道事件,覆盖社会,文娱,政治方面,我归之为亥春三案。亥春三案见证了中国传媒的堕落。

亥春三案之一:茶水案

回顾:

中新网某记者在3月19日刊登了《用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化验出“发炎”》的文章狠揭医院黑幕(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7-03-20/080512561502.shtml),从而把医患矛盾推上一个新台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记者的举动是这样的。她装扮为患者去看病,对医生诉说其尿道不适,排尿不畅(我在考虑可否用“欺骗”取代“诉说”一词,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用中性的字眼好一些)。当医生对其问诊之后,要求其提供尿样,以作进一步化验。记者就提供一瓶茶水,冒充自己的尿液,提供给检测实验室。结果检测结果是样品中有胆红素等超标,在显微镜中,也看到有少量白细胞。医生根据问诊和检测结果,认为记者有炎症。于是记者得出结论,医院的作风不严谨,并暗示医院因为要敛财而故意夸张病情。

影响:

此报道一出,在记者似是而非的煽动下,各种别有用心或者不明真相的人被激怒了,对医生和医院口诛笔伐,大有不把医院搞臭不罢休的势头。为原本已经紧张的医患关系加上大大的一把火。医生承受了沉重的压力,为工作和生活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扰。

评论:

作为一个记者,通过如此的所谓明查暗访的方法去做新闻,在传媒界一直争论很大,最主要的就是这到底是生活的真实,还是记者参与导演的所谓“真实”。鉴于这种做法被不少媒体所采用,我就姑且认为,这种明查暗访是符合规则的。但是,记者首先缺乏基本科学常识,其次也没有基本的逻辑素养;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记者还表现了自以为是的愚昧;对于一个敏感的题裁,记者没有认真的研究,做不到应有的严谨;最重要的,记者是带着一种偏见去写新闻,这就更关乎一个记者的道德修养问题了。

第一,   记者不理解或者故意曲解医学这门科学。医学是实践科学,而不象1+1=2的纯理性科学,不是对就是错。医生作出诊断是一个综合诊断。而这个很大部分是依赖于患者的配合。患者如实的诉说病情,医生根据患者的描述,自己的观测和检验的结果作出判断。普通医生没有受过专门的辨别患者是否存心欺骗的训练,在一般情况下,也不预先设定患者会存心欺骗。当然,这不是说医生受过训练,或者在多了一个心眼的情况下不能做到这点,但是,这一来,势必加重医生的负担,从而使医疗成本继续上扬。同时,医生的责任是防患于未然,对于疑点,断不能采用法律上疑点从无的观点。不然,让小病发展为大病,岂不是患者之祸?

第二,   记者根本不理解生化仪器的工作原理,也不了解茶水,所以对实验的设定和解释完全错误。生化仪器通常是为了特定目的设计的,应用在某种特定样品上的。越为特定目的而设计的仪器,试剂盒,对样品的要求越高。记者不能指望一个样品进去,打出报告就说这个样品是茶水。如果这点记者不能明白,只能说明记者的缺乏科学素养。记者以为新鲜茶水是很干净的东西,殊不知茶水的成分极为复杂,茶叶可是天然的植物材料啊!记者采访了茶生化专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前国家农业部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教授,得出了茶叶里面没有红细胞也没有白细胞的类似“阿妈系女人”的结论,却不肯让教授证实,在茶叶中,绝对检测不出有类似胆红素结构或者能让生化检测仪得出阳性结果的物质。这彻头彻尾的反映出了记者的断章取义和自以为是。

第三,   记者无视检测人员的合理误差,也不理解心理因素对检测人员的影响。当一个镜检人员看到一分样品的时候,样品中是否存在白细胞,乃是经验所得。特别对于白细胞这种形状不规则的细胞。对一份真正的无污染的尿液,检测人员可以正确检验出有无白细胞,不等于对一方污染过的乃至完全冒牌的茶水能正确无误的检测出来。这也是有的医院能检测出来,有的医院不能检测出来的原因。当然,我相信如果检测人员能事先考虑到有冒牌尿液的可能,检测出正确结果的几乎能大大提高。记者又请杭州邵逸夫医院检验科的主管化验师作了试验,化验师在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茶水的情况下,得出没有白细胞的结论。我真不敢相信记者的素养能有如此的低下,连这两者的不同都分不出来。只能说,记者别有用心,去误导读者而已。

很明显,记者在整个事件中是带着一种偏见去设计这个实验的,从有预谋的欺骗,到挑选成分复杂茶水,到对专业人士话语的断章取义和似是而非的歪曲。记者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己经是带有结论,存心去抹黑医生和医院,是一场自导自演,丑态百出的劣戏。如果记者不是这样,那么大可在医生问诊的时候虚报病情,但是把真实的尿样拿去检测。这样岂不是比较能达到他宣称的检验效果(即便仍然存在欺骗成分)。关于医患关系,我不以置评,但是对于记者这种存心火上浇油的行径,我表示巨大的厌恶,这种纯粹就是设计陷害医生的举动,属于人为制造假新闻之列。

亥春三案之二:堂会案

回顾:三月31日,青年歌手张靓颖在北美洛杉矶成功地开了她的第一场演唱会,售票理想,气氛热烈。然而,次日,重庆晨报某记者就刊登了“张靓颖北美个唱不过是温州唱堂会”的报道。报道指张靓颖的演唱会舞台简陋,只有两套服装,还有温州同乡会的标志,所以根本不是一个演唱会,而是一个“堂会”而已,进而认定和暗示张靓颖在“忽悠”国人。有趣的是,该记者根本没有现场观看过表演,其文章的根据,不过是在国内天涯论坛上某ID的所谓“爆料”。

影响:该报道迅速被各大门户网站和媒体转载,转载的报道,有不断回馈到论坛,再放大成为第二、三轮的媒体报道。各门户网站包括搜狐和新浪等还专门开通新闻专题和博客专题。对青年歌手张靓颖和其经纪公司造成了名誉上的莫大损失,尽管华谊方面出示有力证据反驳了这点,但是脏水已经泼出,如何能保持干净?

评论:作为一个娱乐记者,现在的工作是越来越轻松。香港的狗仔队同行,尽管令人讨厌,但毕竟敬业,报道总会亲力亲为,挨更抵夜的跟踪埋伏才抢到了第一手的资料。大陆的同行就轻松多了,足不出户,上网看看论坛就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对于新闻的真实性,全然不顾,其新闻的真实性保障就是一句“网友称”,这和“莫须有”有何不同?为了追求新闻的轰动性,记者还采用了蓄意的偏听偏信的工作态度。我曾经上过天涯论坛的相关版面,发现对同一个演唱会,有很多张靓颖歌迷的现场报道,图片和视频。从图片和视频来看,舞台虽然不比滨崎步那种富丽堂皇,但是也五光十色,不失为一场标准演唱会的布置;而某网友提供图片的所谓简陋舞台,根本就是演唱会结束后,舞台灯光设备整理过后,张靓颖和赞助商们的合照。至于温州同乡会,不过是演唱会的赞助商和当地的操作协助人。至于服装少这事,难道是一个演唱会的认定标准之一?记者无视张靓颖演唱会过9成的售票,把歌手的努力贬低和抹黑成为一个“堂会”,对于歌手的努力公平吗?

至于说张靓颖和华谊公司“忽悠”国民,更是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无视真实性而设立的一个空靶子。我翻查前期的访问和新闻报道,发觉真正“忽悠”的正好是记者。在演唱会前国内媒体作的访问中,原来张靓颖一早就说明演唱会是出于一个偶然机会,由温州同乡会邀请和参与组织的;一早就说明听众只是当地华人为主,并非针对英语人士;一早就说明中国流行歌手(当然包括她自己)和音乐真正走向世界,国际化的路还很漫长。从中只能看到张靓颖的低调和诚恳,又何来所谓自称“国际天后”,“世界巡回”,“豪华盛大”一说呢?而演唱会后,由受华谊邀请亲临其境的新浪音乐版编辑根据自己现场观察所写的通讯来看,报道有肯定气氛热烈,演出成功的字眼,但是也写明了还有一些不足需要改善等意见。这难道是“忽悠”国民的行为吗?

该娱乐记者的行为不是偶然的。毋庸置疑,从总体来说,中国娱乐记者是中国记者群中害群之马最多的一群。相对与政治,社会新闻,娱乐文体新闻的门槛最低,规限最少。所以为求轰动,罔顾事实,指鹿为马的事情在文体新闻中发生得最多。近年更常有根据所谓“网友”爆料而顺手挥就的文章。有人说,其实这些所谓“网友”就是记者本身,记者自己冒充“知情网友”在论坛上发贴,顶贴,然后转头就把自己的帖子当作“网友爆料”作为新闻发出去。这样,以便有一个新闻来源的借口,而事后由于新闻不真实而受到追究时,也有一个根据网友的爆料来推卸责任的托词。这种说法不知真假,我也不下定论。但是即便是某些网友的爆料,就能够不顾事件的真实,择需而写吗?这类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特别是由于近年选秀活动的火红,而在选秀活动中,某些操作公司刻意挑动起来的选手歌迷之间的敌对,使得娱乐记者在针对这些艺人编造假新闻这方面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且总有人幸灾乐祸。大家可能都感觉到,最近所谓“粉丝”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其实和这些娱乐记者的兴风作浪有莫大关系。类似堂会案这类的恶性新闻还有不少,堂会案只不过是这些案例在近期最突出影响最大的一个。这种无视新闻从业员职业操守,刻意挑拨社会矛盾的做法,早就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

亥春三案之三:枪击案

回顾:四月16日,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击案件,33人死亡。一间美国3流媒体芝加哥太阳报根据不可靠的消息来源第一时间发布了枪手是24岁的中国男子的消息。美国媒体中,大部分一流媒体(CNN,NBC,CBS等)都谨慎言辞,只是说凶手身份尚未公布;只有Fox 新闻转发了这个消息。然而,当晚10点左右(北京时间),中国新闻社就发布消息:称“今天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特大枪案凶嫌身份初步认定:该行凶男子是一名持学生签证来美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现年二十四岁。但警方称他不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 国内主要新闻门户网站包括sohu,sina等,第一时间,在头版头条转发了这条新闻。虚假消息随之广泛传播。直到第2天晚上,美国警方宣布枪手是个韩国学生,网页才撤下原新闻。

影响:经过门户网站的渲染之后。这个新闻立即被层层放大,通过网页,论坛,手机短信,邮件甚至传统媒体漫天轰炸,很多人信以为真,对海外学生进行新一轮的批斗,造成极度恶劣的影响。在美国的同胞,很多人通过中文媒体获取消息,也误信小道消息,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消息更是由于中文媒体的渲染,内销转出口,再转到各海外媒体,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

评论:如果说以上两案,还可能有人为媒体辩护的话。这个枪击案就是亥春之季,中国传媒业最大的耻辱。芝加哥太阳报,只是一个3流的报纸,很难想像,一个芝加哥的本地报纸,能在第一时间在千里之外的维珍尼亚州的一个突发事件能够有深入的准确的内幕消息。事实证明,这个所谓的消息来源,并不比中国网上的爆料来得更可靠。美国有责任感的大传媒都把报道重点放在救护伤员,案件回放等上。对疑凶之是根据采访当事人的记忆,作出是亚裔人的描述。只有FOX电视引用了这个流言。FOX电视台何等人也,对美国传媒有些微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美国最右翼,最保守,最宗教化,最反华的一个电视台,抹黑中国和华人的形象是这个台最得心应手的事。即便如此,他们的用语也是怀疑(speculated)而已。芝加哥太阳报,FOX电视台固然造谣可耻,但是中国新闻社在毫无可靠消息来源,众多主流美国电视台三缄其口的情况下,在这个涉及中国人利益和形象的事件上,居然如此武断的引用这样的新闻,并把怀疑变成了“初步认定”,难道就没有一点作为中国新闻从业员的道德感?

如果说中新社的引用只是这个丑闻的开端。以搜狐新浪为首的中国所有门户网站,都把枪手是中国学生的消息高高挂在头版头条,无疑是使流言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某网站为解释事发经过而制作的示意图上,还把24岁中国留学生直接作为凶手的标识。媒体竞争激烈,互相抢发新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美国的新闻竞争难道不激烈吗?美国的媒体难道不是私营机构吗?他们不是更应该抢发这类新闻吗?为什么在FOX发布这个新闻后,其他大传媒无一发布呢?新闻的“真实”和“速度”哪个更重要?美国媒体给中国媒体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然而,在中国媒体眼里,速度也不过只是他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因素,噱头和眼球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考虑。什么事情最能吸引人呢?枪杀案无疑吸引人,但是如果是中国留学生作案,无疑就把远隔万里的事件和国人关心的东西连在一起了,这样就能吸引眼球了。联想到在中国新闻中,大学生,留学生,上海人总是最吸引人的因素。在他们心里,可能还可惜枪手不是女学生,不然上海,女大学生,留学生,凶杀不就是一个无以伦比的黄金组合了吗?可以吸引多少眼球啊?为了一点速度,为了一些眼球,中国传媒可以把一个毫不可靠的流言放在头版头条,可以丝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形象,把罪名推到一个无辜的同胞身上。人家韩国人知道了真相还每个人都说不敢相信呢,中国的主流传媒就把屎盘子往自己人身上扣。难道中国人就这么贱,理所当然的是凶手?难道中国传媒就这么自卑地看我们自己的同胞?

中国大陆传媒对同胞的自卑感来源已久,对国人素质总是大加鞭笞,国人和外邦(也包括港台之类的虽为本邦但是化外之地的人)有矛盾,总是先强调自己人做得有不到的地方。这次的枪手案无疑也是这个思维定势的产物。

维护中国人在世界上形象,无论对于国内的同胞和国外的同胞都很重要,可以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其实国外的同胞在国外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生活承受很大压力,还要承受当地媒体或多或少的负面消息和歧视的影响。前一阵子,意大利的华人才和意大利的歧视作斗争就是明证。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媒体竟然不主动承担维护中国人利益的义务,反而推波助澜,无中生有地丑化中国人的形象。中国媒体的政治性和良心去了哪里?

总结:

亥春三案,茶水案,堂会案和枪手案,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层面,这些事例本身看似毫无无关,但是其实都和不负责任的传媒有莫大关系。没有媒体自作聪明的设计陷害,就没有茶水案;没有媒体的偏听偏说肆意抹黑就没有堂会案;没有媒体的追求轰动罔顾真实和国家利益,就没有枪手案。这些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都是传媒一手造成的。当然传媒的其他不妥事件还很多,比如杨丽娟的报道,但是那个基本是在真实的框架下的,只是渲染过分,所以暂且不计。亥春三案特别是枪手案,见证了媒体的整体堕落,虽然媒体届还是有不少严格遵守从业员守则的优秀人士,但是恐怕并不足以挽回媒体的在人们心目中日益低下的形象。

中国媒体的黄昏已至,媒体又如何能自救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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