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六）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六）史上最曲折的总统竞选（第二十三届，1876年）

1874年的国会选举是民主党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一战，在众议院中，民主党取得182席，比上一届猛增94席，而共和党则从上一届的199席滑落到103席，民主党彻底控制了众议院。所幸参议院只进行三分之一席位的重选，共和党还能保持在参议院中的优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党的大胜已经预示着新的一届总统选举将是他们打一个翻身仗的好机会。

格兰特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已经在执政的八年间尽显无遗。讽刺的是，虽然如此，他却是自从三十年代杰克逊以来第一个能够连续干满两任的总统，而这个记录，直到40年后的威尔逊才能打破。尽管政绩如此糟糕，尽管有美国总统最多连续两任的传统，但是格兰特当总统已经当上瘾。他放出风声，只要有党派提名自己，尽管自己“还像8年前一样，不愿意当总统”，但是为了顺乎民意，他也只会“勉为其难”再干四年。对此，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大吃一惊，连忙在众议院通过决议（resolution），宣布总统不得连任三届，这才打消了格兰特的念头。

共和党格兰特执政的八年之中，领袖死的死（比如森纳），流失的流失（通过自由派共和党再流到民主党），却没有培养出有号召力的领班人。这使得共和党16年来第一次出现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由于国会对共和党官员的弊案和丑闻还在穷追猛打，共和党的人选自然是距离格兰特越远越好。缅因州参议员布莱恩（James Blaine）是上一届众议院发言人，又刚刚当上参议员，在国会中很受欢迎，本来被视为热门人选。可是在1876年初，他也不幸被无处不在的丑闻盯上，怀疑牵涉进一桩铁路公司的台底交易，一时间民望有所下降。

而布莱恩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有一位终身的对手——以正宗的格兰特路线的继承者自居的纽约参议员康克林（Roscoe Conkling）。其实布莱恩和康克林的政见都是属于激进派，本身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的恩怨更多的还是私怨。在1866年的一次国会辩论中，口才甚好的布莱恩刻薄地形容康克林是一副“火鸡迈步”般的傲慢样子，这个比喻甚为恰当，乃至跟随了康克林终身。这个仇，康克林记了一辈子（可见说话永远不要太刻薄）。这次康克林也要参选，而在他看来，自己能否当选是小事，阻止布莱恩当选是大事。

共和党另一位可能的人选是前任财长布里斯托（Benjamin Bristow）。这个财长因为个性不合被格兰特踢出内阁，得到共和党自由派（比如舒尔茨等人）的拥戴，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代表。但是他也被布莱恩和康克林等国会派都视为眼中钉。

共和党的其他人选基本都是地方性大员了。其中最具希望的是俄亥俄州州长海耶斯（Rutherford Hayes）。海耶斯从政多年，在俄亥俄州担任过两任州长后退休。共和党在形势最艰难的1875年，不得已又把他请出来参加州长竞选。结果海耶斯不负众望，逆流而动，战胜了民主党的前州长，为共和党长了一把脸。不过海耶斯从来没有进过联邦的圈子，因此竞选之初也未被看好。

共和党党内选举一开始，布莱恩形势大好，各个支持者的鼓动性发言令代表们热血沸腾，似乎布莱恩能够轻易取胜。可是正要开始投票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场内灯火一下子熄灭了。原来是康克林等人一看形势不妙，偷偷地搞破坏，把煤气给关了（当时还是煤气灯）。混乱之下，投票只能推迟到第二天。

第二天投票开始后，布莱恩的形势不错，以285票领先，离胜利还差88票。康克林和布里斯托都在100票上下，而海耶斯只有61票。连续几轮投下来，布莱恩的票数上升到300多。康克林看到自己当选无望，抱着坚决不让布莱恩出线的信念，他只有另找支持对象。对比布里斯托这个强烈的改革派，较为温和的海耶斯令他更加放心，于是他转而支持海耶斯。而布里斯托为首的改革派也害怕布莱恩的激进路线，以及随时可能扩大的丑闻，宁愿支持一向清廉的海耶斯。最终，海耶斯以黑马的姿态夺得了出线权。纽约州众议院维勒（William Wheeler）夺得副总统提名。

民主党方面倒是没有任何争议，纽约州州长提尔顿（Samuel Tilden）是顶头大热。提尔顿是一名老党务，一直勤勤恳恳为党组织工作，直到1874年才参选纽约州长，并成功当选。在当纽约州长短短两年内，他就在改革和反腐方面取得出色的成绩，深孚众望。良好的政绩加上多年党务积累起的人脉使得他顺利获得党内提名。印第安纳州州长亨德里克斯（Thomas Hendricks）当选副总统候选人。

同年参与总统选举的还有另一个新政党——绿票党（Greenback Party）。这个党在这届选举中无足轻重，但是在后面几届的选举有着重大影响，就暂且留待以后再重点介绍吧。

在政策上，海耶斯和提尔顿的主张没有太多分歧的，都声称要改革。无他，格兰特的政策实在太糟糕。双方甚至连竞选总部都设在同一个城市——纽约。

海耶斯自己很高调地倡导改革，提出彻底全面改革的口号，还承诺一旦自己当选，只会担任一届总统。左派报纸一片颂扬之声，包括新闻界的大牛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普利策奖以他命名）。但是海耶斯背后的支持者却对此心口不一。格兰特认为海耶斯的所有论调都是在讽刺自己，非常不高兴。康克林等格兰特派系的国会议员仅仅把海耶斯看作维护党派利益的工具，在竞选活动中完全把海耶斯抛在一边。他们甚至给海耶斯安排了一位反对改革的人做竞选经理。所以在他的竞选中，自相矛盾成为常态。海耶斯要主打改革，提倡和谐，可他的竞选经理钱德勒（Zachariah Chandler）却继续主打种族仇恨牌，不断翻南方白人屠杀黑人的旧账，“不是每个民主党人都是叛逆者，但是每个叛逆者都是民主党人”成为竞选中最响亮的口号。

提尔顿这边的劣势在于提尔顿自己形象较差，他年过六旬，尚未成婚，身体孱弱，一副政坛老油条的样子（他本来就是），怎么看也不是能够带领美国改革的弥赛亚。最重要的是，提尔顿本人是纽约州的百万富翁，在充满肮脏交易的铁路工业中挣得盆满钵满，算是现行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即便他真有改革之心，人们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呢？共和党抓住提尔顿这点急攻猛打，民主党不免手忙脚乱，难以应付。

一轮交战下来，双方局面差不多，无论哪一份报纸，都认为选战双方势均力敌。共和党在北方占优势，但是对手提尔顿却是纽约州州长，所以纽约州成为关键。民主党在南方占有优势，但是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三州，目前还有联邦军队入驻（有利于保障黑人投票），因此这三州也还有变数。

11月7日大选日终于在一片喧嚣中到来。计票一开始，双方的票数就相互交错上升。在最早公布结果的新英格兰地区，海耶斯顺利拿下5个州，但是在康涅狄格州却以微小的差距不敌提尔顿。在至关重要的纽约州，海耶斯再次以微小差距不敌提尔顿，顺带连新泽西也落入提尔顿之手。尽管有绿票党在拉后腿，提尔顿还是靠着亨德里克斯以极为微小的差距赢得了印第安那州。所幸海耶斯也以极为微小的差距保住自己的老巢俄亥俄和另一个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可是从南方传回来的消息却令共和党绝望，初步点算的结果，所有南方州都被提尔顿囊括。如果是这样的话，提尔顿将会以203票当选（获胜需要185票）。尽管一些州的选票还没有点算完，还有未确定因素，但是提尔顿的优势是如此之大，即便其中一两个州输了，也仍然能够胜利。

得知了这个消息，远在俄亥俄的海耶斯在自己的日记上已经写下了竞选失败的字句。在纽约的共和党竞选总部也是一片哀声。这时，西克尔斯将军（Daniel Sickles）来到共和党竞选总部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生气。他提醒说，好一些州还没有最后结果，特别是南卡、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冈四州的选票可能相当接近，如果这四个州能够全部被海耶斯夺得，那么他将会以185比184票的一票之差获胜。共和党竞选总部的人都把这当作痴人说梦，认为除了俄勒冈能指望获胜，其他三个州都是南方州，而且出口民调都显示海耶斯会落败，还怎么可能会有胜利的奇迹出现？

西克尔斯将军当过联邦驻南方部队的总管，他对南方的事务有着别样的敏感。南方三州目前还在联邦军队的监管之下，他确信那里一定会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他把竞选经理钱德勒晾在一边，自己用钱德勒的名义向四个州的共和党竞选团队分别发了电报：“只要你们州最后支持海耶斯，他就能当选了。你们给我顶住！”

这时，多份纽约的报章，包括绝大部分支持共和党的左派都发出了提尔顿获胜的稿件。而最左的《纽约时报》还在痛苦的犹豫之中，新闻主编里德（John Reid）曾经被南军监禁，对着民主党有着深仇大恨，他决意要挺到最后一刻。

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民主党的信使来到《纽约时报》总部，他说自己奉民主党主席休伊特（Abram Hewitt）之令，来看看《纽约时报》有没有南部三州的出口民调结果。里德敏锐地意识到，民主党内部对这三个州的结果还是不确定。他当机立断，在新闻稿上把路易斯安那和南卡两个州划入了共和党名下，把佛罗里达归到待定，并宣布总统难产。接着，他飞奔到共和党总部，把这个消息告诉钱德勒。钱德勒正在准备宣布竞选失败的事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忙给手下打气，并且比《纽约时报》更进一步，抢先宣布海耶斯以185：184票获胜。

第二天，各大报纸的消息是一片混乱。有的报纸说提尔顿获胜，有的说结果存疑，也有的报道了钱德勒的获胜声明。但不管怎样，大家几乎都承认了一个事实——提尔顿至少在民选票上是赢了，不但赢了，还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个赢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输掉选举的。可是凡事都有第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不是直接计算民选票，而是计算选举人票。

总统难产绝非罕见，第三届和第十届（杰斐逊和昆西·亚当斯）都出现过总统难产的事。可是，那两届都已经选出了选举人，只是选举人投票的结果不能决定总统而已，但在宪法中仍有据可循。但是这次的选举，连选举人都尚未没有产生，完全是史无前例。

毫无疑问，最终的结果首先要确认剩下的那几个州的最后票数。最有争议的州恰好就是西克尔斯指出的四个州，南方三州：南卡（7票）、佛罗里达（4票）、路易斯安那（8票）以及西部的俄勒冈（3票），这些州共有20票，提尔顿暂时以184比165票领先。海耶斯只有全胜，才能夺得总统宝座。

11月10日，格兰特发出指令，命令驻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军队警惕破坏分子，同时要彻查选举中弄虚作假和舞弊的现象。于是彻查选举中的舞弊成为共和党的发力点。他们派出多位大员进驻南方三州，监督选票的点算。民主党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同样派驻工作组检查工作。两党考察团到达当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需要，找出各种有利于己方的选票舞弊的情况。这些被调查出来的舞弊现象，有的的确有真凭实据，有的则是通过收买和作假制造出来的。相关的证据最后都在州政府设立州投票委员会（State Canvassing Board）之前一一呈堂。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选举舞弊（voting fraud）是广泛存在的（广泛不等于严重）。比如2008年选举中，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选民登记上弄虚作假，包括重复登记、利用假名登记等等；民主党则指责共和党恐吓黑人和低收入人士，令他们不敢投票。这个现象在1876年的大选也有，只不过两党的所为刚好掉了个。共和党控制了政府和选举机器，在弄虚作假中占了便宜。而民主党则通过横行无忌的3K党和地下组织，威胁黑人，令他们不敢投票，因为黑人都支持共和党。西克尔斯将军之所以对南部三州寄予厚望，就是因为这三个州有联邦军队驻守，3K党等不敢太过于嚣张。

在佛罗里达，州投票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两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在仔细点算选票之后，提尔顿有80票的优势（总数是五万票左右）。随后，共和党就把各种有可能“有问题”的选票挑出来。在2：1的委员会决定下，最后剔除了部分有问题的选票，最后海耶斯反而以多出45票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选举人于是一致投给了海耶斯（四票）。

可是佛罗里达的麻烦并没有结束。民主党的选举人（尽管失去了法定地位）向州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宣布共和党选举人的投票无效。民主党控制的法院表示支持，共和党人立即提出上诉，并使用一个拖字诀。民主党控制的新一届议会在1877年一月成立之后，立即立法宣布组成新的投票委员会，重新点算大选选票。这次毫无疑问由提尔顿胜出（90票），于是在新议会的支持下，民主党投票人也去到华盛顿投票。

南卡的情况和佛罗里达类似。经过点算，海耶斯赢了提尔顿，但是无论是在州长选举还是在议会选举，都是民主党得胜（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上分别投三场选举）。新一届民主党议会宣布提尔顿才是胜利者，于是两党的总统选举人也一起到了华盛顿。

如果说佛罗里达和南卡两者票数太接近了，所以结果有一些出入也尚在情理之中，那么在路易斯安那，共和党简直就是肆无忌惮了。该州的投票委员会的成员全部都是共和党人，巧合的是他们在诚信上都有过污点。为首的威尔斯（Madison Wells）曾经担任过重建期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但是因为诚信问题被军政府撤职。想不到转了一圈，竟然又被重新录用来担此要职。

尽管是共和党人，威尔斯却不准备无条件地对共和党奉献忠心。对他来说，实际利益更加重要。他首先接触了民主党方面的人，声称如果对方肯出价一百万美元，他就可以保证提尔顿的胜利。民主党人拒绝了这个天价，于是威尔斯又转向了共和党。一番交易之下，他保证共和党能取得该州。共和党具体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总之后来海耶斯上台后，路易斯安那的这几个投票委员会委员都在联邦当上了官。（威尔斯的竞价拍卖属于江湖传言，他本人并未承认（废话），事后也没有人调查，只不过这种言之凿凿的事通常很可能是真的。）

没有民主党人的阻挠，共和党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原先的票数统计中，提尔顿领先8000票，在这个总共只有不到15万票的州也算不小的优势了。可是，经过委员会一统计，一万三千多张支持民主党的选票宣告无效，另外约两千张支持共和党的选票宣布无效（无效票数占总票数的十分之一！）。这样算下来，海耶斯反而领先了三千多票。

民主党人对此结果自然愤慨无比，他们立即宣布共和党把持的投票委员会认定的结果无效。民主党的选举人也一并加入申述的行列。这样，南方三州都同时有两派代表上华盛顿，等待最后裁决。

俄勒冈州的情况则有些不同。这个州总共有三张选举人票，民选票中共和党无争议地以1000票左右取得胜利，可是在选举人方面却出现了纰漏。其中一个选举人是一个小村庄的邮政局副局长，这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民主党人抓住宪法中一个条款：政府的职员不得当选选举人。这个可怜的村镇邮政局副局长因为领取268美金的年薪，所以就不可以当选。这一点本来也毫无异议，州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应该找人填补空缺，可是具体方法却歧义不清。

狡猾的东部民主党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发电报通知俄勒冈民主党人，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票数排第二的人选填补空缺，而这个人当然是个民主党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这个人能当上选举人的话，那么他的一票足以让提尔顿当上总统。

这个方法无疑违反了选举的原意，但是民主党人找的技术性法律空隙也确实让人一时说不清。正巧该州州长是民主党人，他也为此开了绿灯。但是邮政局副局长和另外两名共和党选举人坚决不答应。副局长立即辞职，强调自己现在已经是平民了，有权投票。他们得到了州务卿和州议会的支持。最后，俄勒冈还是和南方三州一样，两种结果都递上了华盛顿。

这样一来，四个问题州的麻烦就全部转移到了华盛顿。到底哪些人有资格投票，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国会。在这里，共和党人就无法象在地方那样为所欲为了，因为民主党把持了众议院，与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势均力敌。

宪法规定，参议院主席（也就是副总统，在贿赂丑闻爆发之后忧患而亡，当时正在悬空中）和两院议员一起见证点票。可是宪法却没有说明，如果点票有纷争的时候，到底谁说了算。本来在11年前，两院倒是通过了规则（Joint Rule 22），必须两院都以简单多数通过才能否决州的选举结果。当时出台这条规则是为了防止南方的选举有共和党不想看到的结果。在前几届选举中，国会都运用这条规则否决过部分州的投票结果。可是这个法案“不巧”在1876年上半年刚刚在共和党的主导下被废除，原因是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要避免民主党在大选中利用这条规则和共和党作对。如果当初这条规则没有被废除，那么无法达成共识的国会就应该采用州选举委员会的决议，也就是共和党胜。无奈共和党作茧自缚，事件进入了无据可循的境地。

于是参众两院几乎同时组成调查委员会，对这几个州的结果进行审查。几天调查下来，两个委员会都不约而同地分别给出了两份报告：多数派报告和少数派报告。参议院的由共和党人提交的多数派报告认定南方三州归海耶斯，而民主党人写成的少数派认定三州归提尔顿；众议院的报告则截然相反。几天的调查对如何解决困局毫无帮助。

但是问题终归要有一个解决方法。总统格兰特早就不耐烦了，他下令1877年3月5日一定要进行总统就职典礼，一天也不能拖。而当时已经是一月底了，时间所剩无多。

最后，两院协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选举委员会，由五名参议员，五名众议院和五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组成，由他们决定到底那些选票应该怎么算，除非参众两院会共同否决，否则这个选举委员会的的意见就将成为最终决定。于是大法官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能力决定谁能够当总统。

参议院选出了三个共和党人和两个民主党人，众议院选出了三个民主党人和两个共和党人，双方5：5平手。所以关键在于最高法院的代表。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两位是民主党人，一位是独立人士，剩下的都是共和党人。根据参众两院的决定，五个入选选举委员会的大法官名额中，共和党占两个，民主党占两个，独立人士占一个。戴维斯（David Davis）作为唯一的独立人士，自然入选。在民主党看来，这个决定对民主党有利，因为有争议的州有四个，只要民主党赢了其中一个，提尔顿就能当选，而戴维斯的独立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共和党控制政府、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情况下，很难想出比这个更有利于民主党的方案了。部分共和党人对此倒是愤愤不平，可是也无可奈何。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民主党高兴得太早。稍后的同一天，一个令民主党从高峰跌下的消息从伊利诺伊州传来：戴维斯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原来，当时美国还没有联邦上诉庭。一些简单的官司可以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使得大法官工作常常耗费在一些意义不大的案件上，戴维斯对大法官一职早就已经心不在焉了。加上他本身有一股从政的热情，在1872年的自由派共和党大会上也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因此他参加了这次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选举，并早就计划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格兰特政府完结之时辞职。

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出，而且刚好和国会讨论选举委员会方案同期举行。戴维斯原本毫无希望，在第一轮中，只有一小部分独立人士投票他的票。在以后十几轮投票中，他的票数都是零，所以国会讨论选举委员会事宜的时候，根本没有把他当选的可能考虑在内。但是该州的席位争持激烈，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旗鼓相当。会议开了一个星期，还没有结果。这时，联邦选举委员会组成的基本方案已经出台，一些民主党人自作聪明，认为如果把参议员的位置送给戴维斯，戴维斯就会更加倾向民主党。于是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的第35轮投票中，这些民主党人就联同独立派议员一起把票投给了戴维斯。第二天，戴维斯就获得了足够的票数，当选为联邦参议员了。

可是这些民主党议员实在是太过一厢情愿了。作为选举委员会中唯一一名独立派委员，戴维斯面对的压力无比之大，根本一早就不想挑这个担子，可是独立派法官只有他一个，他根本逃不掉。一听到自己竟然当选参议员的消息，戴维斯喜出望外，立即以当选为由辞去大法官的工作。其实他的参议员任期从3月5日才开始，而3月4日就是选出总统的最后限期了，只要他有心坚持，那根本不是问题。

这样一来，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好心做坏事，偷鸡不成蚀把米。戴维斯辞职之后，只好另找一位大法官替上。剩下的几位大法官都是共和党人，只能挑出一个相对“独立”一些的，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布兰德利（Joseph Bradley）身上。

二月初，委员会开始点票。首先处理的是佛罗里达的选票问题。面对两份截然不同的投票结果，双方的争执点在于是否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各种证据（有没有假票，投票有没有不公正等等）以确定哪份投票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共和党人提出，没有理由去干预州的选举结果，否则就是侵犯了州的权力。而民主党人提出，确保整个选举过程的公正正是联邦的责任。共和党提出，现有提交的证据并不全面，需要更详细的证据，况且如果佛州要调查，其他州也要调查，时间根本不够。而民主党则提出，一叶知秋，光从这些证据就可以证明佛州有问题，单个问题单个解决。

讽刺的是，在辩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好像调换了身份：民主党是一向是主张州权的，这次却要求联邦纠正州的错误；共和党一向主张联邦权利，这次却要求民主党尊重各州的意见。

最后大家投票，不出意外，尽管填了独立派的空缺，布兰德利还是站在了共和党一边。8：7，佛罗里达州归海耶斯。民主党主席休伊特指出，他通过内部消息得知，布兰德利原先写了一份有利于民主党的报告，但是迫于共和党的压力，修改了报告。可是布兰德利辩解说，他是先写了两份报告，但是提交的那份正是自己觉得更有理的那份。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对于佛罗里达的结果，两院立即进行表决。参议院赞成，众议院反对，于是委员会的决定就成了最后决定。接着，路易斯安那、俄勒冈、南卡各州都用类似的方法完全一样的票数分布作出了有利于共和党的决定。

绝望中的民主党议员决定使出最后招数。一名议员计划提出弹劾案，指总统在大选时在南方派驻军队，影响大选结果，实属违宪，大选结果应该被宣布无效。这个计划太过激进，支持者寥寥。另一批民主党议员则决心在参议院动用Filibuster，通过长篇大论的演讲拖延时间，使得参议院不能及时表决南卡的决定，令新总统无法在3月5日上任。这个计划得到大批民主党议员的赞成。共和党对此愤恨万分，扬言报复。倘若民主党真的执行这个计划，局势向哪方面演化真是难以估计。

前文说了这么久，却很少提到候选总统。事实上，海耶斯在这一系列的争议中，基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竞选经理和国会领袖（主要就是康克林）一手包办。海耶斯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他一早就意识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暗里一早就派人和民主党人接触，寻求妥协方案。

其实，海耶斯和民主党人也不乏共同语言。至少表面上，他们都主张南方和平，都主张改革。海耶斯早期是一名辉格党人，和南方的原辉格党的民主党人还有着联系。于是他就从这些人入手，打通了与南方民主党人和提尔顿的对话之门。提尔顿显然也不愿意看到美国陷入宪政危机，甚至有进入下一场内战的危险。在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时候，他也愿意和平地结束危机。于是在两党明里交锋势成水火时，两位总统候选人却在背后讨价还价。

双方暗里达成的协议大致有这样几点：海耶斯严格遵守自己在接受提名宣言中的承诺，把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宣布南方重建完成；内阁阁员中要有南方代表；联邦增加对南方基建和教育的拨款；而南方则愿意接受黑人的投票权和平等权。

双方谈妥条件之后，提尔顿通知国会议员，filibuster不需要了，自己决定认输。南方议员几乎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也放弃了对抗。海耶斯最终以１８５：１８４胜出了这场旷世大战。1877年3月5日，海耶斯正式宣誓成为美国的第19任总统。

1876年的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一届。它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选举中，一个候选人赢得超过半数民选票却输掉了总统宝座的选举。它也是选举人票差距最小（1票）的一次选举。一共有四个州有决定性意义的选票争议。从州到联邦，包括联邦政府、国会和法院都参与了这次总统的大辩论。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大概只有2000年的选举可以勉强与之一比。

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和爱好者还在争论到底谁应该赢得这次大选。如果没有共和党重新点票和最后裁定的偏私，提尔顿应该能够胜出。但是当时多个南方州的黑人受到威胁没有投票，考虑到这一点，海耶斯又有胜出的理由。假设终究还是假设，海耶斯胜出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了。

尽管1876年的整个大选过程充满了肮脏的弄虚作假、舞弊和党同伐异，不过，有两点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虽然整个过程都充满对抗，但是从头至尾，各方都始终寻求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没有尝试诉诸暴力；在硬碰硬的同时，柔性的妥协最后发挥了决定性的力量。前者是民主法治社会最可贵的原则，后者是政治角逐的真意。美国在100多年前就能做到这点，确实难能可贵。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五）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四）腐败政治与昙花一现的自由派共和党（第二十二届，1872年）

格兰特是继华盛顿、杰克逊、哈里森和台勒之后第五个行伍出身的总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光辉的领袖，有着过人的坚定、毅力和睿智。共和党领袖深信这位由他们拥上前台的领袖能和他们精诚合作，继续把共和党的精神发扬光大。

可是，格兰特让这些领袖们迅速失望。格兰特在战争时期的巨大成功，掩盖了他之前40年郁郁不得志而累计成的人格不足。他孤独、多疑、专断、自卑，对政治无知，缺乏行政能力、没有政治理想（除了当总统）。这一切首先表现在他对内阁的任命上。上台之初，他就不顾劝阻，乾纲独断地组成了自己的内阁，用人标准只有一个：任人唯亲。他的阁员几乎都是他自己的好友，并且在历史上全部都被认为不合格，唯一的例外是国务卿。对此，共和党领袖纷纷表示反对，而格兰特的应付手段就是收买。

共和党本身也在更新换代。旧一批激进派（森纳等人）在本质上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为共和党的理念——废除奴隶制，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激进”不过是他们用以达成目的的方法。当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却发觉原来自己的所谓“激进”在国会共和党后辈看来已经成为了保守。这些后辈没有理想主义传统，却把保持官位、谋求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格兰特为了获得这些议员的支持，就许诺让这些议员的朋友和家人加入自己的政府。最后，格兰特就在这些拿到好处的国会议员的支持下，顺利通过了对其亲友的内阁委任。

在总统“以身作则”之下，新一辈共和党议员把政治分赃、权钱交易，私相授受，党同伐异等政治陋习发挥到极致。从政府到国会，华盛顿满是各路带着钱袋子和支票本的掮客。格兰特时期的政治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腐败”。

在格兰特上任之后不久，就爆发了“黑色星期五”的丑闻事件。在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以应付战争的财政压力。战后，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变大，改革派议员纷纷要求废除纸币，重新起用铸币，于是市场预期政府会用黄金赎回纸币。两个投机商收买了格兰特的妹夫，向总统推荐了一个被收买的人去担任负责黄金买卖的财政部次长。这两个投机商探得政府的口风，开始疯狂囤积黄金，令金价迅速攀升，严重扰乱了美国的金融秩序。最后，财长为了平定金价，被迫大手抛出黄金，美国黄金股市大幅跳水，酿成了黑色星期五事件，导致跟风的投机商损失惨重。而那两个收买了特兰特妹夫的投机商早一步刺探到政府消息，提前抛出黄金，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事后丑闻曝光，舆论哗然。由于那是现任总统的亲戚第一次卷入了贿赂案，特别有轰动效应。可是由于案件的一个关键证人——总统的太太——由于身份特殊，可以享受豁免上庭的权利，最后案件不了了之。

在政治上，格兰特并无主见。他对待南方问题可以用摇摆不定、鸵鸟政策、得过且过来形容。在“旧”激进派力推之下，国会通过了第15修正案（黑人选举权），在南方各个州匡正15修正案（黑人选举权）重归联邦之后，他确信南方的问题已经“解决”，再也不愿在这件事上节外生枝。

当时旧激进派和新激进派在南方各州事务上针锋相对。旧激进派认为，南方重归联邦后，应该实行宽容政策，把精力放在全面的改革上，为缔造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而新激进派则主张继续严厉对待南方各州，力图进一步扩大共和党的势力。格兰特就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

南方战败之后，不甘心失去政权的白人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3K党（Ku Klux Klan），3K党原意是小圈子，由几个南方退伍军人在田纳西建立。从1866年开始，3K党就开始进行专门针对黑人的恐怖主义袭击，包括杀人、放火、恐吓，抢劫等等。除了黑人之外，南方白人共和党人也不能幸免。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这些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外，南方共和党的基础也开始削弱，因为3K党在选举前不断恐吓黑人，令他们不敢投票。这使得共和党的在南方各州的执政基础岌岌可危。这一切是新激进派议员不能容忍的。

南方各州的州长不断呼吁联邦派军队镇压3K党。但是格兰特坚持那是各州的内部事务，只能由各州自己解决。无奈之下，南方各州只好重新建设当地的民兵组织。一轮镇压之后，3K党的宣布解散。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民兵镇压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徒然增加了南方白人的反叛情绪。各种形式的地下武装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南方崛起，南方局势变得一团糟。

由于共和党人行为过激，南方民主党人渐渐夺回了南方的政权。北卡州的政党权力变迁成为战后南方各州政治变动的缩影，是这个过程的绝好注脚。共和党州长霍尔顿（William Holden）在北卡实施军事戒严，并大规模搜捕隐藏各处有可能的3K党分子，甚至不顾法治原则，结果引起白人的恐惧。在州议会选举中，共和党终于落败，北卡又重新落入了民主党手中。民主党一不做二不休，发起了州长弹劾程序，在1870年12月成功弹劾州长。可怜的霍尔顿耻辱性地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州长。

共和党渐渐丧失了在战后短暂取得的南方的领导权，南方成为了民主党的票仓。这个局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彻底改变。

格兰特对于南方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把黑人迁离南方。时逢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于经济危机陷于破产，主动希望并入美国。格兰特把这个看作是解决黑人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他的构思下，这个岛国可以充当黑人的避难所——只要把黑人都送到这个小岛上，种族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于是格兰特把大量精力放在这个小岛国上。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只要向多米尼提供15万美元，多米尼加就自愿并入美国，成为一个新的州。可是当时与格兰特顶牛的参议员森纳强烈反对，最终方案未能通过。

由于在多个议题上，总统都与旧激进派共和党员存在极大的分歧，反格兰特的共和党势力也开始发酵。1870年开始，密苏里参议员舒尔茨（Carl Schurz）成立了自由派共和党（Liberal Republican Party），高举社会改革、实现真正的共和党理想的口号。自由派共和党旋即得到多份左派报纸的支持（这点非常关键），旧激进派的议员也开始陆续加入。最后，其他因各种原因反对格兰特的议员也纷纷加入，自由派共和党成为一个反格兰特的大联盟。

1872年的总统竞选旋即到来，自由派共和党在辛辛那提召开史上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党大会。党大会中提出对南方宽容的政策、财政系统整顿（再次实行金本位制）以及公务员体系的彻底改革。他们提出，公务员体系应该从杰克逊时代建立的政治分赃系统恢复到以前跨越党派的择优而录系统。

自由派共和党人在社会改革方面争议不多，但是在总统候选人上却争议甚大。舒尔茨担任主席，无意竞选，而一向的领袖森纳也以年纪大为由拒绝出战。从民主党再次跳槽到自由派共和党的崔斯倒是有意最后一搏以完总统梦，可是他实在是太过于脱离时代，并无人响应。最后，多人混战之下，两个人脱颖而出，进行最后抢擂。

第一个人选亚当斯（Charles Adams）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他的祖父约翰·亚当斯和父亲约翰·昆西·亚当斯都是总统，可谓根正苗红。而另一位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奇怪的参选人，他叫格里利（Horace Greeley），是纽约一份报纸《纽约论坛》（New York Tribune） 的主编。这份报纸是一份老牌的左派报纸，在格里利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他不断利用报纸为左派（从辉格党到共和党再到自由派共和党）打气，为左派立下汗马功劳。尽管他在政论方面非常资深，却从未有任何从政经验，堪称政坛赵括式的人物。

在大会上，某个西部参选人因为得不到东部媒体的支持，很是苦恼。灵机一动之下邀请格里利作为副总统参选，他欣然答应。想不到这个决定却诱发起东部媒体大亨们的新鲜念头：何不直接把格里利推上总统候选人？结果格里利反客为主，当上了候选人。由于自由派中媒体的势力强大，格里利成为可以与亚当斯抗衡的唯一人物。两人在连续6轮投票之后都旗鼓相当，最后在媒体界如簧之舌的策反下，媒体代表终于战胜了政界太子党，成为美国第一位媒体出身的总统候选人。密苏里州长布朗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这边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民主党大会前些年郁郁不得志，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弟弟。党内有识之士提出了新的启程（New Departure）的口号，提出应该结束对南方重建的对抗以及接受黑人选举权这个事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挽救民主党，就连一向的铜头派维兰迪甘也支持这点。正值自由派共和党挑起了反对建制的牌，民主党自然也乐于跟上，两党渐成一气。在民主党党大会上，民主党人为了总统人选争吵不休。最后，联合派占了上风，决定支持自由派共和党候选人，以便两党联手推翻共和党统治。

共和党的提名倒是毫无争议。格兰特在自由派反对之下，全面倒向新激进派。于是新激进派把持的共和党再次提名格兰特作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倒是经过激烈竞争，现任副总统科尔法克斯不敌来自麻省的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

这样一来，1872年的总统竞选成为最可悲的一届选举。两个候选人都不够资格，一个既没有政治主见也没有经验，另外一个则过于独断专行，而且任人唯亲。选民们痛恨腐败，但是却没有更好的选择。格里利既没有任何政治实绩，本人亦毫无魅力，他和布朗的形象和事迹反而成为讽刺漫画家们笔下的绝好题材。相比之下，格兰特至少还有战争英雄的余威。就连上帝仿佛也站在格兰特一方，美国经济当时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却奇迹般地又多挺了几个月。这一切都注定了自由派共和党的败势。

最后的投票结果是格兰特以286比66横扫格里利。这个结果对于格兰特不过是把他腐败的政治再多延长四年，但是对于格里利而言却是致命的。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格里利的太太在投票前几天去世。在他惨败之后，《纽约论坛》就立即翻脸不认人，开除了他的总编职务。在三重打击之下，格里利在11月29日去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大选完后，但是选举人没有正式投票之前就去世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为选举人投票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有的州的选举人继续投票给格里利，结果因为不合规定被认定无效；有的州则把票投给了对手格兰特，遭到了选民的痛骂等等。当然这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一度欣欣向荣的自由派共和党遭受如此沉重打击，一蹶不振，从此烟消云散，党员分别重归共和党或者流入民主党。

格兰特的腐败统治得以继续维持，而这四年比前四年更加不堪。勉强多维持了几个月的经济繁荣突然倒塌，积聚已久的1873年经济危机终于爆发，美国陷入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衰退中。内战以来一直蓬勃发展的铁路业首当其冲，四分之一倒闭。失业率上升到14%。衰退时间长达6年。

经济如此恶劣，腐败却依然如故。财长首先陷入了三百万国税失踪的丑闻。而牵涉其中的格兰特私人秘书却被格兰特运用特赦权赦免。随后战争部长又被揭发收受了贿赂，正当国会准备弹劾他时，格兰特又运用自己的权力接受部长的辞职，使他免于弹劾。接着新财长又陷入了侵吞政府财产的丑闻。再接着，前任副总统陷入了非法低价买入上市公司股份的丑闻，而有趣的是，现任副总统也陷入了同一件丑闻，最后副总统仍然以辞职了事。

格兰特和共和党一团糟的统治的最大得益者无疑就是民主党。在自由派共和党解散之后，相当一部分人流入到民主党，增强了民主党的实力。格兰特政府的腐败让民主党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重新夺得了国会中的大多数。在南方各州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也获得胜利。这一切让民主党再度崛起，看到了1876年总统选举的希望。共和党在格兰特政府信誉尽毁之下，如果还能保住下一届总统宝座，那将无异于奇迹。然而，奇迹果然无处不在。

美国怎么处理原住民问题

文：尼伯龙根·蜗藤

人们常说美国是个民族的大熔炉。这点确实不错，要论世界人种和民族最多的国家，恐怕美国认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美国的纽约市更被称为世界人种展览馆。一个国家的种族民族多了，多少都会有些问题。比如历史上，黑人一直受歧视。不过时移世易，自从美国人权运动以来，总体而言，摆在明处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基本消失。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当选成为第一个黑人总统，实现了零的突破，黑人的地位处于前所未有的上升趋势。现今，如果从民族多样性和民族矛盾的比例来看，美国无疑是最低的国家之一。

美国民族问题上的稳定，一般会归功于美国的熔炉式的政策。所谓熔炉式的政策就是指美国的民族以杂居为主，尽管每个地方都多少有些民族的社群，但是在城市这个大尺度来看，基本上没有单一组成的少数民族。民族的杂居使得民族之间的隔阂减到最少。

美国这种熔炉式的民族政策能够得以实现，自有其先天性的原因。美国绝大部分人都是移民过来，即便是黑人祖先，也是被贩卖过来。他们都不是这片领土上的原居民，在来到美国之后，也自然地向各方扩散。所以这种熔炉式的民族聚居形态与其说是政策使然，还不如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在美国本土上，唯一的例外就是印第安人。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是美国土地上的唯一种族，他们有自己的自然聚居形态，因此美国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也和其他民族有所区别。

从历史上来看，殖民地时期和建国早期政府一向把印第安人领地视为外国，印第安人事务属于战争部（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管理。美国政府和印第安人的关系时战时和，土地被视为战利品，胜者为王。

从杰斐逊时代开始，美国政府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就是一边归化印第安人，帮助他们从游牧转向农耕，一边以向印第安人赎买土地的方式把印第安人从原居住地迁往较为贫瘠的中西部。对比起强占和驱赶，赎买当然是较为文明的方式，但是根据各个总统的政策不同，具体如何赎买也有很大区别。比如杰斐逊总统是真心推行赎买方式的，价格高，也不硬性执行。但是30年后的杰克逊总统就没有这么有耐心，所谓的赎买的价格之低基本和强占无异。1830年通过的印第安移除法（Indian Removal Act）的通过，把5个已经农耕化的印第安部落通通强行移到中西部，酿成了印第安人的大灾难。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通过立法建立印第安保留地。建立保留地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以保证美国人对西部土地的需求。

印第安人的泪之径（trail of tears）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新思维。为了减少美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格兰特总统提出把印第安人美国化的构思。他的想法是把印第安人从保留地或者原居地移出，分散送往全国各处，在新的地方分配给他们土地以保证他们的生计，让他们接受美国式的教育，最终使他们彻底融入美国社会。不管最后的效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格兰特是一个怀有良好愿望的总统。在他看来，他推行的这套方案实在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使双方冲突减少，有利于民族和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印第安人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加入美国的民族大家庭。两相考虑之下，印第安人获益甚至更大。

可是事与愿违，这个政策在总统看来是一片良好的前景，实际却掀起了美国史上最血腥的几场印第安战争，包括最有名的苏族战争（Sioux War）。最后，格兰特的政策被迫草草收场。格兰特一片好心，换得了如此结果，当然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在格兰特时代的腐败和贪官当道，使得很多初衷良好的政策到了实际执行当中就大打折扣等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格兰特作为美国总统是以白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考虑解决民族冲突问题的。

我2006年曾经到过南达科他州的著名景点总统山（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也就是把整个小山头凿刻成为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个总统头像的那个景点。与之相比，给我印象更深的反而是和总统山对望的令一座更为雄壮的大山头。当时整个山头仍在漫长的施工当中，工匠们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要将整个山头变成印第安苏族民族英雄野马（Crazy horse）骑在骏马上飞奔的巨型雕像。整个雕像如果完成的话，将高达172米，野马将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四位美国总统.。这个工程已经进行了60年，主持者家族以一种愚公移山的方式，发誓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去完成这项旷世工程。印第安人希望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特别纪念这位在苏族战争中去世的民族英雄。尽管这项工程因为资金种种原因，仍旧前路漫漫，至今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还只是野马他俊悍的面容，但每当读到这段历史，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野马山”，令我心中唏嘘不已。

野马（Crazy Horse）雕像

格兰特之后，美国政府经过一轮反复，还是希望继续推动印第安美国化，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印第安人的问题。印第安人的土地一向是实行公有制，有人认为这是制约他们美国化的最重要障碍。于是在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达维斯法案（Dawes Act），其中规定部落的土地不再归部落所有，而是分配到每个印第安人手中。伴随着达维斯法案，美国再次掀起印第安的归化潮，在保留地内外都有专门的印第安学校，对孩子进行西方式的教育。在学校内，用英语教学，不许学生在校内用本族的语言，基督教是学校内的唯一宗教。用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灭绝式的政策，但在当时却被主流社会视为一大德政，是为了挽救这个快给社会淘汰的民族。在几十年的努力后，美国国会在1924年通过法令，给予印第安人人美国公民权。

大力推行美国化运动成果如何？20年代末的报告指出，尽管和以前相比，印第安人较为融入美国社会，但是他们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生存状况并没有比之前更好。相反，土地个人化的后果是约三分之二的印第安土地流入了白人之手，印第安人失去了依赖传统方式生活的能力，印第安文明大面积消失。报告建议，在学校废除单一文化教育，重新让印第安人接触自己的传统文化。

印第安人寄宿学校

对于美国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白人一场处心积虑系统地夺取印第安人土地和摧毁印第安文化的阴谋。这在我看来未免过于阴谋论。土地私有化和保护私有财产本来就是美国立国之本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推而行之可谓势在必行。而土地私有化后出现的所有权转移乃是正常的经济活动，财产上处于劣势的印第安人土地的减少实属必然，而且那些土地多属贫瘠之地，似乎也不值得行使如此阴谋。但是，土地所有制从公有转为私有，客观上必然导致原本捆绑在土地公有制上的相对稳定的族群大利益，被拆分成为足以将族群四分五裂、但同时可以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人小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土地所有制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是令印第安部落权力结构和族群凝聚基础分崩离析的最根本原因。至于印第安文化的消失则更显而易见是美国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也是这个运动的初衷。从美国白人思维出发，要让印第安人彻底融入美国社会，必然会导致本土文化的衰亡，两者不能兼得，也大可不必兼得。但是，如果从印第安人的思维出发，这场运动无论是从初衷到结果，恐怕结论就要完全改写了。

无论如何，在30年代，美国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一群关心印第安本土文化的社会活动家的推动下，国会在1934年通过了印第安重新组织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而其中的领头人科利尔（John Collier）也被任命为印第安人事务主管。在他的主政期间，各个印第安部落又重新组织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联邦政府给予大量拨款用于教育和公共医疗。印第安保留地内重新出现了生机。

与美国化运动一样，重新组织法也是充满争议。尽管印第安部落的土地得到显著增加，印第安人和其他种族的冲突也有所减少。但是它还是招来很多批评，认为重新组织法导致了民族融合这个大目标的倒退，而在20世纪的美国领土上，居然还有根据“古老”的方式去统治的地方，根本就是与发展潮流逆行。部分融入了西方主流社会的印第安人也批评这种做法阻止了印第安人进步的步伐。

在种种争议声中，印第安政策再次出现反复，也就是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印第安终止政策（Indian Termination Policy）。所谓终止政策，就是要取消印第安事务管理局，解散印第安人的部落结构，取消印第安人保留地，停止印第安人的税收和法律特权。总之，就是要做到美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有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政策不仅得到白人的支持，得到美国化的印第安人的支持，甚至也得到不少印第安部落首领的支持。支持者甚至把终止政策与林肯的废奴宣言相提并论，因为这样才使印第安人从此有了真正的平等权利。

乍眼看来，终止政策在目的上是正面的（真正的民族融合），法理上是坚实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伦理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不少印第安部落首领支持）。在20世纪中，美国已经足够强大和自信，不用担心任何的印第安人的威胁了。如果说19世纪后期的美国化运动还可能有那么一点阴谋的话，那么70年后的终止政策应该是出于一番真心。

可是，这个政策很快就带来连串恶果。按照规划，保留地从部落式的公有制转变成为股份制的企业，每个印第安人可以通过企业的投资盈利获得收入。但是在取消了联邦政府优惠之下，这些印第安人企业立即面临外界的激烈竞争，在短暂繁荣之后，纷纷面临破产的困境。印第安人大批赤贫化，生活质量大规模倒退，更不用说文化的迅速消亡。

于是在短短十几年后，终止政策就喊停。在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等总统的主持下，美国的印第安政策再次出现重大转变。印第安人重新赋予在保留地内自治的权力，自治政府重新组织起来，自治区可以有自己的法律，联邦对印第安人保留地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文化多元化受到鼓励。最终，印第安的政策基本重新回到了30年代的理念。

现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变为部落自决政策。联邦不再强行推广终止保留地的计划，但是如果某个保留地申请取消保留地，美国政府也欢迎。对于决定维持保留地制度的地区，政府除了在医疗、义务教育和儿童福利等几个关键福利问题上外，原则上不干预保留地内部的管理。在我看来，目前的这个制度，取得了各方面的平衡，不失为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现代的印第安人部落

美国的印第安政策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在我看来，首先是要避免以主流社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思考方式。在主流社群看来，无疑自己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并不代表其他少数族群也这样认为。即便一些我们现代人觉得非常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英语、现代社会的法治等等，其他少数族群却不一定乐于接受。金庸在《白马啸西风》以高昌人拒绝唐朝文化为例子，也说过“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偏不喜欢”。

其次，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熔炉式的民族政策就一定是最佳的。对于原住民式的少数民族，基于自愿的适当隔离，划出保留地让他们实践自己的制度和法律，让他们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生活和发展，也可能是更佳的选择。民族融合一体当然很好，文化多元化也不坏。

第三，一个民族的进步，归根到底是靠自己的内在的动力，一个民族的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外人可以通过柔性的方法影响，但是绝不应该替别人做出决定。即便要推行民族融合的终极目标，也绝对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少数民族自愿走出自己的社群，融入主流社会，当然应该欢迎。但却绝对不能使用强制的方法，美国化运动的惨痛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庄子有言，“使物自喜”是明君治国之道。在我看来，“使物自喜”放在民族政策上，既应是最良好的初衷，亦会是最智慧的途径。“良好”取决于如何定义“自喜”，“智慧”取决于如何拿捏“使”的巧劲和力道。顺势而发，可游走于无有之境；逆态强扭，只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四）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四）极端的年代（第二十一届，1868年）

1865年3月4日，林肯在首席大法官崔斯的带领下进行了总统宣誓，开始了第二任总统的旅程。这时战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北军形势大好，谢尔曼的军队拿下亚特兰大之后，长驱直入，一路杀向大西洋，把邦联截为南北两半。接着谢尔曼又沿着海边挥军北上，穿过南卡和北卡，直抵维珍尼亚，与格兰特的军队一起对李将军进行南北夹击，南军败亡已成定局。4月9日，李将军终于向格兰特投降，历时4年的南北战争终于结束。

当林肯正准备着手处理南方重建的问题，一个阴谋已经向他步步逼近。4月14日复活节之夜，正当林肯心情大好在剧院欣赏喜剧的时候，一个演员突然持枪从背后向他射击，林肯当场失去知觉。枪手布斯（John Booth）是邦联的同情者，在邦联失败之后，他和另外几个同伴就开始策划一系列刺杀事件。副总统和国务卿都在刺杀名单之内，最后只有刺杀林肯的计划得以实现。林肯送院后在第二天早上宣告不治。一代伟人就此告别历史舞台。林肯之死使他成为一个为国家统一和黑奴解放而牺牲的烈士，大大提升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

林肯的去世带来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就是幸免遇难的副总统约翰逊即将要接过总统权杖，开始4年的执政。从1841年哈里森总统在上任30天后去世开始，短短24年间有3位总统在任期内去世。第一次的副总统接任引起滔天巨浪，第二次副总统接任却一举扭转总统和议会不和的局面，开创了一个难得的安稳局面。

一直以来，副总统的挑选都是着眼于各派势力的平衡以及如何在大选中拉选票。比如要根据地域进行南北配，要根据政治立场进行激进和保守配等等，却很少考虑到万一总统去世，副总统继任的问题。以哈里森为例，泰勒是一个南方辉格党人，并不与辉格党的北方主流派同心同德，继任之后争端无数是意料中事。而台勒那次，倒是辉格党运气好，台勒本来就是辉格党为了夺取政权硬要搬回来的一尊神，副总统才是辉格党的嫡系。台勒上任后与辉格党格格不入，倒是他死后，党内一片和谐安定。以致一直有人怀疑台勒之死也是一个阴谋。

再让我们看看这个接替林肯的约翰逊是什么人。正如上回说到的，约翰逊的主要功绩就是历史关头站对了队。他是唯一一个南方州的参议员却留在联邦国会的，他又是支持战争的民主党人。在林肯需要营造大团结的氛围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统战对象。但是要独力挑起总统的大旗，他还远远力有不济。他继承了林肯的政治遗产，也以林肯路线的继承者自居，结果却是一团糟。

约翰逊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南方的重建问题。早在1863年，林肯就提出了一套通称“百分之十计划”的重建方案，其中规定只要南方各州10%的选民宣誓效忠联邦并且接受废奴，那么这些州就可以重新加入联邦。这种对南方的“仁慈”的做法，遭到激进派的强烈反对。激进派把持的国会在1864年7月通过了韦德—戴维斯法案，规定联邦要派遣总督监察各个“被征服”的州，只有当超过一半的选民宣誓效忠，并且满足其他一系列严格的条件之后才能重返联邦。这项法案被林肯否决，林肯与激进派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随后由于进行总统选举，如何重建南方的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

约翰逊在刚上任的时候，由于林肯被刺和自己幸免遇难带来的激愤，他对南方的严厉措辞还颇得激进派的赞许。但是不久他就表现出骨子里的南方民主党味。本质上，他是一个维护州权的人，在骨子里也愿意维护南方的白人统治制度。趁国会休会之机，他提出一套宽大的方案，在该方案之下，南方几乎一切不变。在他派遣的各个总督的监督下，各州进行了议会选举。尽管约翰逊规定前邦联的高官不得被选，但是他又加上了可以向总统请求豁免的条例。他每天就乐在其中地处理雪花一般多的申请信。最后，各州选出的头面人物无一不是邦联时期的旧官僚。奴隶制是被废除了，但是黑人投票权问题被置之不理。各个南方州又发明出黑人法令（Black Code），继续实行对黑人的歧视，限制人身自由和强迫劳动，等于变相恢复了奴隶制。四年内战辛辛苦苦赢得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

国家联合党的激进派这下子被完全激怒了。他们拒绝承认南方选出的国会议员，也拒绝让南方各州重归联邦。作为报复，约翰逊连续否决了国会提出的旨在保护流浪黑人的扩大自由人管理处（Freedman’s Bureau）权力的法案和赋予黑人公民资格和与白人享受同等权利（除了投票权）的法案。由于在1864年的选举中大败，共和党激进派也没有能力完全打败约翰逊，于是国会与总统开始旷日持久的拉锯。

约翰逊面对激进派的挑战，构想了一个宏大的方案。他决定抛开国家联合党的激进派，把原支持林肯的共和党、主战派民主党以及南方温和派民主党等重新捏合成一个新党，从而把美国政坛格局变成一个大的中间党与两个小的激进党（即联合党的激进派和民主党的激进派）并存的局面。可是这种操作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完全超越了做事死板的约翰逊的能力。为了推动自己这一伟大的计划，约翰逊在费城召开了一个全国联合大会进行造势。到会的包括所有他计划拉拢的派别，甚至连臭名昭著的“铜头”维兰迪甘也在列。结果势是造了，具体的联合计划却无影无踪。激进派报章抓住维兰迪甘的到会一轮急攻，而民主党也趁此机会宣称支持他们就是支持总统。这一切彻底把选民搞糊涂了——这难道还是他们一直支持的联合党吗？

186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相当于对约翰逊的全民投票。约翰逊本来就形势不妙，雪上加霜的是，选举前，新奥尔良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超过200个黑人被杀。结果联合党激进派大获全胜，麻省参议员森纳和宾州众议员斯蒂芬斯（Thaddeus Stevens）分别作为两院领袖，取得了国会的绝对控制权。

这样一来，激进派终于可以完全抛开约翰逊，南方重建进入了国会主导时期。国会派驻军队对南方各州进行军管，实行比韦德—戴维斯法案更加严格的措施，对前朝遗老一律贬斥，并把匡正第13（废奴）和14（黑人公民权）宪法修正案作为南方重新加入联邦的先决条件。黑人的投票权（15修正案）也开始酝酿。作为对总统的报复，他们又立法限制总统权力，禁止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解雇任何官员，包括自己的内阁成员，约翰逊的否决被国会再次推翻。激进派的报复心使本届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势力最大议会，最独裁的国会。

国会的报复在1868年达到最高峰。2月，约翰逊解雇了战争部长斯丹顿（Edwin Stanton）——他一直是在约翰逊与激进派之间脚踏两条船的人。这下，国会找到了口实，一场大规模的弹劾正式开始。约翰逊为求自保，不得不投靠民主党议员。24年前泰勒的一幕终于重现。在民主党的支持下，约翰逊以一票之微保住了自己的乌纱。

1868年的总统选举形势在共和党方面是简单明晰。约翰逊不可能在共和党找到任何机会了。尽管党内激进派当道，但是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不够。这时，格兰特将军成为了共和党激进派的救星。格兰特长期在军中任职，尽管曾经是民主党人，但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立场。他的赫赫战功使他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排在林肯后面的第二大英雄，巨大的威望激发起他在政治上的野心，因而待价而沽成为多方拉拢的对象。格兰特曾经一度与约翰逊投契，在斯丹顿危机中，约翰逊本想把格兰特委任为新的战争部长以抵抗国会的逼宫。可是格兰特为人通透，审时度势之后拒绝了约翰逊，顿时成为激进派心仪的对象。双方一拍即合，格兰特顺利地在共和党的党大会上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的席位倒是竞争激烈，多达10位各方豪杰争夺这个席位。最后，应届众议院发言人，印第安纳州的科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在经过六轮投票后当选。

在党大会上，由于国家联合党这块招牌被国会与总统之争搞得名存实亡，激进派在国家联合党（National Union Party）后再加上共和二字，变成国家联合共和党（National Union Republic Party），然后再简称“共和党”。这样兜兜转转，共和党又恢复了自己的本名。

共和党的提名故事平淡，民主党方面就热闹得多了。经过四年折腾，民主党成为一个大杂烩。除了原先的主流派和激进派北方民主党人外，南方州的民主党人也重新加入。约翰逊与共和党失和后投奔了民主党，和他一起投奔的还有从国家联合党回流的原主战派的民主党人，甚至还有一些被共和党激进派排挤的共和党温和派，包括林肯的老朋友布莱尔兄弟。最让人大吃一惊的是林肯的老对手，一向是共和党激进派，已经贵为首席大法官的崔斯。他仍旧放不下自己的总统梦，在女儿凯特的怂恿下，从共和党转到民主党以寻找新的机会，开创了首席大法官出选总统的先河。

民主党一开始与共和党同时争取格兰特，最后格兰特被共和党挖角，让民主党痛心疾首。民主党各路地头蛇与过江龙于是为总统提名展开激战，最后出现在选票上的候选人竟然多达20个，创造了提名史上的记录。在纽约举行的全国大会由东道主，纽约州长西摩尔（Horatio Seymour）主持。西摩尔在1863年的中期选举中，趁着废奴宣言出台后民主党的反弹期，一举夺下了纽约州州长的宝座，成为民主党最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他宣布在大会中仍然采用杰克逊时代定下的过三分之二（即317票中的212票）才能获得提名的规则。在各方虎视眈眈下，这无疑意味着一场投票的马拉松。果不其然，1868年的民主党初选堪称有史以来最有戏剧性和喜感的一次。

上届副总统提名人，俄亥俄州的激进派潘道顿在维兰迪甘的支持下出战，而主流派更加属意较为温和的印第安纳参议员亨德里克斯（Thomas Hendricks），总统约翰逊则受到过档的原主战派民主党人的支持。鉴于本期军人当红，也有人推举同是战争英雄的汉柯克（Winfield Hancock），以对抗格兰特争夺军人选票。而另外两个竞争者，林肯的老友小布莱尔（Francis Blair，蒙哥马利·布莱尔的弟弟）以及崔斯则按兵不动，伺机而行。

开始几轮投票是潘道顿、约翰逊和汉柯克的舞台。潘道顿在西北部的支持下，一马当先，第一次投票就达到105票，而约翰逊只有65票，汉柯克只有33.5票。在随后的几轮中，潘道顿的票数则一路上升。约翰逊的得票逐步下滑，温和派感觉他获胜无望，就把选票都转到同是温和派的亨德里克斯上。而汉柯克的票数基本维持原状。到了第8轮投票，潘道顿已经得到156.5票。可是从第9轮投票开始，风云突变，由于不明因素影响，一直徘徊在30票左右的汉柯克开始发力，票数稳步上扬，而潘道顿的票数就稳步下降。到了第18轮，汉柯克居然以144.5票比56.5票遥遥领先，亨德里克斯的票数则基本稳定在80票左右。按照这个趋势，汉柯克的当选亦无悬念。可是这个关键时刻，主席西摩尔宣布时间已经太晚，暂时休会，明天继续投票，遏止了汉柯克取胜的势头。

第二天投票继续，潘道顿因为当选无望宣布退出，他的票数就转移到亨德里克斯上面，于是形成了亨德里克斯和汉柯克对恃的局面。双方的票数都在130上下，选举一下子陷入僵局。这时，一直虎视眈眈的崔斯出手了，他的名字开始列上了提名名单。原来崔斯在爱女兼竞选总管凯特的安排下，早有了全盘计划。凯特已经搭通天地线，取得了主席西摩尔的支持，连原本在政治频谱中与崔斯属于两个极端的铜头派（和平派民主党）的领袖维兰迪甘也被凯特公关成功。他明里支持潘道顿，暗里却搞小动作，令潘道顿功败垂成。投票场上的这个僵局正是在民主党内缺乏威信的崔斯所需要的，如同上一届一样，他希望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自己成为各方为打破僵局而妥协的最终受益人。

凯特和崔斯两人千算万算，却算漏了两件事。首先是潘道顿，他与崔斯同为俄亥俄人，一直在俄亥俄政坛上龙争虎斗，属于死敌，潘道顿自己无法当选也要力阻崔斯当选（可能也发觉了维兰迪甘暗里推举崔斯的阴谋，更加恼火）。二是民心，凯特善于收买上层人物，却拙于笼络基层党员的民心，犯了和上次一样的错误。

在第22轮投票中，俄亥俄州代表出人意料地把票集体投向主席西摩尔。西摩尔早就暗里答应支持崔斯，自己也从来没有在候选名单上。他早就吩咐纽约州的代表在合适的时机把票投给崔斯，而下一轮就是这个合适的时机。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西摩尔自然要澄清自己的立场。他拒绝接受提名，并准备宣布支持崔斯。哪知俄亥俄代表在台下大喊，呼吁纽约州代表支持自己的州长，会场一下子变得混乱。纽约州代表从心底里不愿支持崔斯，趁着这个机会也加入了起哄。西摩尔的纽约朋友冲上讲台，一边把他从讲台上拉下去，一边声泪俱下地恳求他接受提名。纽约州和俄亥俄州代表的行动感染了大多数其他代表，他们并不知晓西摩尔和崔斯的计划，又倦于连日的投票，无不觉得西摩尔是最好的人选，于是都加入了劝进的大合唱。

崔斯对于这种场面毫无准备，而公关好手凯特因为不是代表无法进场在身边主持大局，西摩尔有口难言，而其他支持者在群情汹涌的下也没有开腔。西摩尔就这样不得不黄袍加身，被迫接受了提名。在第23轮投票中，他获得一致同意，当选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经历了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大戏之后，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意气阑珊。等待了好久的布莱尔冷手捡个热煎堆，在第一次副总统候选人投票中就全票通过。

民主党本来势头也不弱，毕竟温和派的势力也不小。然而民主党内部并不不团结。约翰逊既有国家机器在手，又有残余的林肯继承者的光环。可是他不满民主党内的铜头派，于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都没有为民主党站台。布莱尔是一个大嘴巴，经常说错话，甚至还表示要全盘推翻现行的南方重建计划，遭到了共和党舆论的穷追猛打。崔斯视布莱尔为死敌（林肯时代的宿怨了），支持他的报章加入了共和党痛打布莱尔的大合奏。崔斯一派的人，包括被收买的铜头派领袖重演了4年前的一幕，要求布莱尔退出竞选，并提议民主党应该推出新的候选人云云。当然，其结局和4年前一样，无疾而终。

另外，共和党温和派虽然不满意激进派当道，但是格兰特个人的巨大威望与他对政治敏感话题的极少表态使得他们都投向格兰特那一边。为了争取南方选票，激进派控制的国会加速处理南方黑人投票权的问题，赶上年底大选投票的各个南方州无一不保障了黑人的投票权，这使得共和党在南方也取得了可靠的支持。

在一团乱局和此消彼长之下，民主党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格兰特在北方的威望帮助他赢得了北方州，而黑人投票权使他赢得了南方州。最后格兰特以214比80在选举中大胜，尽管普选票只赢了5个百分点。

1868年总统选举的最大历史性意义在于，黑人第一次有了投票权。弗吉尼亚、密西西比和得克萨斯三州因为黑人选举问题没有解决，被排除在选举之外。除此之外，格兰特也是当选时最年轻的总统，当选时仅仅46岁。而副总统科尔法克斯也只有45岁。他们的记录直到克林顿和戈尔当选时才被打破。

约翰逊的四年总统任期充满了党争和报复，唯一一件功载史册的事情就是在1867年以720万美金的价格向俄罗斯买下了阿拉斯加。这是美国在本土之外的第一次扩张。阿拉斯加的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对美国以后确立世界强国地位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三）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三）南北分裂时期的美国政局（下）(第二十届，1864）

道格拉斯死后，属于他一派的民主党人群龙无首，寻求和共和党人的联合成为一大潮流。共和党人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林肯，属于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另一派是激进派，其领袖是麻省参议员森纳（Charles Sumner）。无论哪一派，都乐于把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人拉拢过来，从而把共和党变成国会内的巨兽。另外的一些小党派，比如宪政联合党，也积极向巨兽靠拢。

1861年的州选举中，几方就开始联合进行竞选。之后，共和党、民主党和宪政联合党三方基本谈妥了联合。为了显示在国难面前的团结一致，大家只谈爱国，连奴隶问题也暂时摆在了一边。联合阵线成立的意义就是把大批道格拉斯派的民主党人拉到共和党自己阵营，就连南方一些亲联邦的民主党人也加入了联合阵线，比如以后成为总统的约翰逊。共和党顿时成为国会中的超级巨无霸。由于三方的力量非常不均衡，在结盟之后，共和党日渐显示出其独大的面目。在1862－1863年的一系列议案中，联合阵线迅速共和党化。林肯总统的政令得以在国会迅速通过。国会在总统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唐尼（Taney）在马里兰州人身保护令事件的争议中坚决站在总统的一方，致使最高法院在三方的争斗中完全陷于孤立。大法官唐尼在1864年终于郁郁而终。

北方民主党的另一部分人不愿加入联合党，尽管成为国会中的绝对少数，但是仍然坚持民主党的旗号。他们都属于不愿意和南方开战的一方，但是在“爱国”大棒之下，只能静观其变。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重要成员就是开战之初，华盛顿战区的总司令麦克拉兰将军。在1861-62年，他带领的北方军队对阵南方罗伯特· 李的军队屡战屡败，恐怕和他本身对战争的态度并非无关。

共和党在政坛几乎一统天下，但是在战争初期，战事却严重不利，速战速决的希望被证明纯属空想。民主党残余的声势开始上升，错误的战争以及林肯没有能力带领联邦赢得这场战争的论调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共和党内部也开始互相指责起来。激进派共和党人对于林肯迟迟不肯对奴隶制作出一个了断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个才是战争不利的主要原因。林肯无论在政坛上还是在党内，受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林肯自己却另有打算，在他心中，废奴无疑是一个终极方案。但是贸然废奴也会有很大风险。从个人声誉来说，林肯在以前一直坚持说自己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去废奴。从政治上来说，由于联邦内还有几个奴隶州，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很可能会把这几个州推向邦联。在军事上来说，北军节节失利，南军不仅令北军受挫，还挥戈北上，宣布废奴对于南军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大刺激。最后，在策略上，林肯还要将党内激进派反对者打个措手不及。在几方拉锯之下，激进派的心理底线已经降到只要求在联邦各州的范围内废奴，而林肯要的却是一个轰天炮的震撼。

林肯苦苦等待的时机终于出现。在1862年秋，联邦内的奴隶州基本已经受到控制。在1862年9月17日，北军于马里兰的夏普斯堡（Sharpsburg）与入侵的南军展开激战。这场血战堪称美国史上最残酷的一役，双方单日共计伤亡23000人。北军死伤虽然更多，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迫使南军撤退并遏制了南军进攻的整体计划，成为整个战争中的转折点。北军主帅，民主党的领袖之一麦克拉兰违背总统令，不肯乘胜追击南军，引起轩然大波。麦克拉兰旋即被撤去司令职务，民主党焦头烂额。

就在大战结束的第六天，林肯出人意表地宣布了废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林肯的聪明之处在于，为了不违背宪法，他没有满足激进派的要求废除联邦内奴隶州的奴隶制，却把废奴宣言的适用范围应用到了邦联各州，并允许邦联各州的奴隶加入联邦军队。对于联邦内的奴隶制州，他们可以自行立法决定，可是在大势之下，他们又有什么办法阻挡政治压力和历史车轮呢？废奴宣言震惊了整个美国政坛，谁都意料不到，这个“偏向保守”的总统会有如此激进的决定。

林肯此举无疑是政治冒险。民主党人立即做出强硬反弹。他们指责林肯虚伪和背信弃义，因为林肯以前一再声称，自己的目标是维护联邦统一，而不是废奴。一时引起的反弹导致在1863年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党人连夺包括纽约、俄亥俄、宾州以及伊利诺伊等大州。有失必有得，联邦内的奴隶州，庆幸自己暂时幸免遇难，站在了林肯一边，联合阵线在这些州大获全胜。最后联合阵线依然人多势众，在议会中继续保持强势。

从长远利益来说，林肯的冒险使得自己在普通民众中的地位大大提升，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好总统”，另外，大批南方奴隶加入北方军队，也提升了北军的战斗力，这对战争的最终胜利有积极的意义。这两点在他日后的选举中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从短期利益来说，林肯的冒险只是暂时巩固了自己在共和党内的地位。尽管林肯在废奴宣言上作出了连激进派都想不到的决定，但是激进派仍然不满意林肯没有一并处理联邦内的奴隶州问题。

激进派的进攻焦点转向林肯的内阁，国务卿西华德在任后越来越向林肯靠拢，越来越不合激进派胃口。在1862年底，激进派提出动议要撤换西华德。由于声势浩大，西华德只好主动提出辞职。财长崔斯身为激进派人士，感觉身份尴尬，也同时提出辞职。林肯内阁一时陷于极大被动。幸而林肯内阁有人挺身而出。担当大旗的是邮政部长布莱尔（Montgomery Blair）。布莱尔是最忠实的林肯派的人，他在公开场合猛烈抨击激进派，一时闹得不可开交，成功地转移了激进派的焦点。共和党两派的交火变成了布莱尔的去留问题，林肯的压力骤然减轻了不少，最后两位部长都在林肯的挽留下留任。

随着下届总统竞选的到来，几路人马都在暗中活动。属于共和党激进派的财长崔斯首先显示了野心。在上一届的共和党初选中，崔斯和林肯是竞争对手。尽管输给了林肯，又获邀成为林肯内阁的财长，他始终认为自己才是更加合适的总统人选。崔斯的第一推动力和最大的利器其实是他的掌上明珠凯特·崔斯（Kate Chase）。崔斯是个“克妻命”，连续三任妻子都早死。凯特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是撼动美国之后十几年政坛的风云人物。

凯特2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华盛顿上任。一到华盛顿，凯特的美貌和魅力就震惊了华盛顿社交界。在林肯的就职典礼上，凯特抢尽了第一夫人的风头，令其醋意大发。共和党的各路豪杰无不倾倒在她石榴裙下，北方第一美女的花魁被凯特稳稳摘取。

凯特美丽动人的背后是她的男儿志。她大概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着政治野心的女人，考虑到当时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她的抱负实在超越了时代。她担任了父亲的事务总管，同时在社交界异常活跃，是多个社团的召集人。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帮助老崔斯登上总统宝座，自己成为美国First Lady（当时First Lady还不仅仅指第一夫人，如果崔斯当选，凯特成为白宫第一女性，那么也自然可以算First Lady）。

凯特在1863年和年轻有为的百万富翁兼罗德岛州州长斯布拉格（William Sprague）成亲。婚礼之盛大史无前例，成为城中热话，凯特获赠价值五万美金的珠宝作为聘礼。她与斯布拉格的婚姻想必也是她的一步妙棋。

在凯特的纵横捭阖下，崔斯渐渐打通了华盛顿的人脉，就连激进派的领袖森纳也支持崔丝。于是，在华盛顿政界形成一个以崔斯为首的集团，他成为激进派中挑战林肯的当然人选。1864年开始，崔斯派开始公开造势，风头一时无量。华盛顿居然成为对谋求连任总统的林肯敌意最大的地方。

面对崔斯的咄咄逼人，老谋深算的林肯早已酝酿着如何用釜底抽薪的招式一招致胜。凯特有着太子党的通病——太注重上层人物的支持，而忽略基层势力的培养。与之相反，林肯来自草根阶层，深谙选举毕竟是民选的游戏，而他通过废奴宣言培养起的群众基础绝不是靠仅仅拉拢到华盛顿的政客就可以抗衡的，更何况他还有国家机器在手。1864年2月，林肯一派发动突然袭击，在崔斯的老家——俄亥俄州举行推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党团会议的表决中，俄亥俄州出人意表地支持林肯而不是崔斯。此举果然成为出其不意令崔斯致命的一击。无奈之下，崔斯只好宣布退出竞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崔斯的退出却引来了另外一个猛人——1856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费来芒。当年输给布坎南之后，费来芒继续自己的军旅生涯，在南北战争中担任西部战区的司令。费来芒也是激进派的代表，主张彻底废奴，一向和林肯不合。终于在1861年8月的威尔逊河战役中和林肯决绝。这场战役中，北军在边境奴隶州密苏里的威尔逊河（Wilson’s Creek）附近遭到南军攻击。双方互有损失，北军先行撤退，但南军也无力追击，基本算是打个平手。可是北军将军里昂（Nathaniel Lyon）却在战斗中阵亡。费来芒大为恼怒，一气之下，在密苏里州颁发军令，下令把分离主义分子的家产充公，并宣布在密苏里州废奴。要知道，当时还远在林肯的废奴宣言颁布之前，林肯大为紧张，命令费来芒取消军令。费来芒不从，最后林肯不得不公开推翻费来芒的决定并将其撤职，下放到山区军区。从此，双方结下深仇大恨。费来芒也在这个事件中成为激进派心目中的英雄。

崔斯既倒，激进派就聚集到费来芒的周围。在1864年5月底，激进派赶在6月份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之前，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召开自己的全国大会，几乎所有北方州都有代表参加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克里夫兰大会在国会中支持者众，但是那些激进派大牛包括费来芒自己却都没有出席。会议提出全面的废奴方案以及激进的对南方州的处理办法，包括充公所有的南方反叛者财产等等。最后，他们推选费来芒为总统候选人。费来芒随后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这个提名，但是他也作出姿态，表示随后的全国大会如果选出更合适的人，并且愿意采纳克里夫兰大会的方案，他也愿意退出云云。显然，这都是些门面功夫罢了。

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一星期后在巴尔的摩举行。为了与主张彻底清算南方的激进派分庭抗礼，大会打出了和谐的旗号。共和党大会邀请联合阵线的盟友一起出席，并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正式宣布共和党改名为国家联合党（National Union Party）。这个党包括了共和党，支持战争的民主党人（道格拉斯派），以及原宪政联合党等一些小党派的党员。林肯再次显示了自己在基层党员中的威信，几乎全票取得了总统候选人资格。

在副总统提名上，倒是出现了一些小麻烦。现任副总统哈姆林（Hannibal Hamlin）还想再干四年，但是林肯却心仪来自南方田纳西州的原民主党人约翰逊（Andrew Johnson）。约翰逊历任田纳西州长和参议员，在1861年极力反对田纳西退出联邦。反对未果之下，决定留在联邦，成为邦联各州中唯一一个留在北方的参议员。在共和党变身成为国家联合党之际，他才算是火线入党。而林肯看中的就是约翰逊的这份资历，选用约翰逊自然更加能够体现联合的意味。于是在林肯的支持下，约翰逊顺利击败哈姆林，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国家联合党）于是出现了激进派与联合派对恃的局面，双方僵持不下，局面尴尬。这时崔斯再一次跳出来搅局。为了向林肯施加压力，他因为一些小事向林肯提出辞职（这是第四次了），原本他以为林肯会象以往一样挽留自己，没料到林肯这次爽快地批准了。崔斯恼羞成怒，决意再度挑战林肯。激进派本来就无所谓费来芒还是崔斯，而凯特的威力在这关键时刻产生了非一般功效，被第一美女迷倒的各位华盛顿的激进派老大决定利用这个僵局再扶崔斯一把。他们的舆论工具开始提出建议：既然费来芒和林肯大家都不肯让步，何不双方一齐退出，另挑一位人选？至于另一位人选是谁，真是呼之欲出。一时之间，共和党（国家联合党）的政局剑拔弩张，扑朔迷离。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民主党的情况又如何？

战争开始之后，民主党就分成了三派。一派是道格拉斯的主战派，他们中大部分投入联合阵线，后来加入国家联合党，变成了共和党的附庸，约翰逊还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另一派以麦克拉兰为代表，姑且称之为主流派民主党人。他们不主张战争，但是也不好明确反对，对于战争的态度基本处于“出工不出力”的状态，有机会还对共和党使些小绊。麦克拉兰担任北军总司令时在华盛顿战区屡战屡败，偶尔打胜一次还不肯乘胜追击就是这种态度的最好的例子。而剩下的一派民主党人则是彻底反战，他们自诩为和平派民主党人，而共和党则把他们称为铜头（Copperhead）。该派认定北方无法取得战争胜利，唯有与南方停战谈判才是唯一的出路。

主流派和和平派民主党人表面看来是两张皮，其实里面包的都是一样的馅。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在明里反战做急先锋，一个暗里反战装点门面。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党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声音。战事不利的时候，和平派就跳出来。战事稍缓，主流派又出来打圆场。内战期间，大致如是。

和平派的代表人物是俄亥俄州众议员维兰迪甘（Clement Vallandigham）。在战时，他一直在攻击林肯，形容他是暴君，声称他之所以发动战争只是想解放黑人而把白人变成奴隶，预言战争必将失败，并号召民众推翻林肯。维兰迪甘实在走得太远，导致他在1863年以违反军法之名遭到逮捕，并判刑2年。他的支持者发起示威和暴乱，林肯为了平息局势，决定把维兰迪甘遣送到南方。维兰迪甘到了南方之后，绕道到了加拿大，在与美国一河之隔的温莎（Windsor）继续遥控党内局势。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他俨然成为和平派的老大。

在1864年8月底，民主党的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北方甚为不利。格兰特（Grant）将军在弗吉尼亚北部和李将军（Robert Lee）相持不下，伤亡惨重；谢尔曼（Sherman）将军对亚特兰大的远征迟迟未果；而南军尔利（Jubal Early）将军在雪伦多（Shenandoah）山谷进军顺利，华盛顿危危可及。北方战败论在和平派民主党人的鼓吹之下尘嚣日上。而共和党的分裂状态依旧在僵持之中。一时之间，民主党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维兰迪甘从加拿大潜入美国，参加了民主党大会。占尽上风的和平派在维兰迪甘的指挥下控制了大局。从竞选大局出发，激进如维兰迪甘也不得不承认一个较为温和的主流派会比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战派更加容易拉拢选票。于是，民主党推选主流派代表麦克拉兰为总统候选人。一来麦克拉兰的军旅生涯在令其在军中有广泛的支持者；二来，他从来没有说过反战的话，至少在明里支持战争，容易被主战派接受；三来，他被林肯撤职之后，也被民主党和平派视为的反战的殉难者，不会失掉反战派的选票。民主党同时选出了和维兰迪甘关系密切的和平派潘道顿（George Pendleton）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8月底的局势对林肯十分不利。战事不利，民主党人大肆批评他的战争政策，费来芒大肆批评他对南方宽容和保护北方奴隶州的政策以及他领导能力，崔斯一系正在旁边伺机而动。然而，这乌云密布的阴暗局面竟然在几天内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月1日，从南方传来消息，谢尔曼的军队攻陷了亚特兰大，一下子截断了弗吉尼亚和南方各州的联系，断绝了里士满的物资和人力供应线。原本灰暗的战局一下子变得光明。北方战胜，南方战败已成定局。北方人欢呼胜利，并把林肯视为英雄。林肯阵营一扫几天前的阴霾，变成了最大的赢家。

共和党激进派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林肯抗衡，唯有纷纷找台阶退选。费来芒的交易条件是让激进派的眼中钉邮政部长布莱尔下台。林肯心中一万个不愿意，可是布莱尔这个忠实的哥们真是没话说，他立即主动辞职，帮林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费来芒既然已经退选，那么崔斯的方案也就消于无形，但是林肯还是愿意再给他一些面子和甜头。时逢一直和林肯对着干的首席大法官唐尼去世，林肯于是顺水推舟提名崔斯为首席大法官，给了他一个下台的大台阶。

还在全国大会中的民主党对于战局的突变可谓手足无措。号称和平派的维兰迪甘当然接受不了北胜南败式的和平，但是也意识到形势比人强。而另外一些和平派却还坚持立即停战等不现实要求。麦克拉兰在两边摇摆不定，一心希望两边都不得罪。他的接受提名书几易其稿，最后出来却是谁都不满意。部分和平派党员甚至谋划推翻他的提名，最后亦不了了之。

大选中，民主党的态度也是朝三暮四，时而要求立即的和平，时而要求继续战争。这种两面派的作风甚至连本党人员都大为不满。不过在亚特兰大大捷之后，林肯的胜利已经不可避免，民主党无论如何都是回天乏力。

11月的选举中，麦克拉兰只拿下了新泽西、达拉华和肯塔基这三州的21张选票，而林肯拿下了所有其他联邦州的212张选票；在普选票上，林肯也以 55：45大胜。无论在哪个意义上，林肯都取得了横扫式的完胜。在1865年3月，林肯在老对手，现任首席大法官崔斯面前宣誓就职。

1864年的总统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处于分裂时期的总统选举，也是继1812年之后第二次处于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选举，所有邦联州都没有参加这次选举。战争对这次选举过程的影响在美国选举历史上最具戏剧性。林肯赢得了最后胜利，可是他面临的不是4年的任期，而是一颗致命的子弹。副总统约翰逊临危受命，美国政坛又再次迎来血雨腥风。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二）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二）南北分裂时期的美国政局（上）(第二十届，1864）

南方民主党人在大选前威胁要退出联邦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林肯当选之后，下南方各州的退出行动就立即展开。打头炮的不出意外又是南卡。南卡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最为特立独行的州，无论在坚持奴隶制还是维护州权上，它都是急先锋。在30年代它就已经宣布退出联邦一次，只是在杰克逊软硬兼施之下才回心转意。所有其他州在大选中都实行普选制之后，也只有南卡坚持由立法机关选出选举代表。南卡的固执可见一斑。

在卡尔霍恩去世之后，南卡缺乏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但是南卡的政治风气却越来越极端。瑞特（Robert Rhett）就是其代表性人物。他在1844年开始就领导了南卡的布勒夫滕运动（Bluffton Movement）。布勒夫滕虽然不过是南卡南部边陲小镇，但是其居民对联邦征收超高关税民怨极大。瑞特领导的布勒夫滕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推动南卡更大的自主权，乃至为脱离联邦作理论和舆论准备。在卡尔霍恩的反对下，布勒夫滕运动无疾而终。但是在卡尔霍恩1850年去世之后，瑞特在南卡开始坐大，当年成功当选参议员；两年后就推动了南卡通过法案，宣布南卡保留退出联邦的权利。

在1860年大选的期间，瑞特和扬西等人达成共识：一旦共和党当选，下南方各州就宣布退出联邦。在其他各个南方州的推举之下，南卡就承担起打头阵的重任。

1860年12月6日，南卡州议会宣布南卡退出联邦。这时，布坎南尚在总统之位，他的态度相当暧昧。一方面，他首先批评北方各州企图干涉南方各州的内政，接着又宣布南卡退出联邦是不合法的，却又说自己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一个州重返联邦。换言之，他什么也不会做，静坐一旁看好戏。

林肯这时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继续保持自己在大选中的沉默，坚持只有当他在明年3月接任总统之后才会发表意见。于是在这4个月间，行政机关基本对南方各州的退出不闻不问。

政府撒手不理，国会当然就成为国家命运的战场。宪政联合党人肯塔基参议员克里腾登（John J Crittenden）提出克里腾登妥协案，建议明确规定南方奴隶制受联邦法律保障，北纬36度30分以南的领土都可以实施奴隶制，而且妥协一旦通过就永远不能更改等等。大部分南方民主党人都支持这个妥协案，部分共和党人认为这样能够让南方各州回心转意，但是影响力甚大的西华德却否决了这个方案，林肯也不赞同。最后这个挽救联邦的议案在12月18日发布出来后从来没有表决过。

在政府的无为之下，继南卡退出之后，密西西比、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在1861年一月也相继退出联邦。在2月4日，7个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开会，宣布成立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n），并通过了临时宪法。

扬西虽然是分离运动的旗手之一，但是并没有作为代表出席大会，而是担任了幕后操纵的角色。立场温和的戴维斯一开始并不同意退出联邦，但是在扬西等人的劝说下，他转而支持邦联。扬西也劝说其他代表支持戴维斯担任临时总统，因为一个较为温和的人担任总统更能和联邦沟通。美利坚邦联国的总统选举方法和联邦基本一致。与会代表选出邦联国临时大总统戴维斯，而佐治亚的斯提芬丝（Alexander Stephens）则担任副总统。

在老总统泰勒的主持下，100多位各州的政治人物2月在华盛顿参加了和平大会（Peace Conference of 1861），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协案挽救联邦。南方的代表主要来自还留在联邦中的奴隶州。南方的要价基本上还是克里腾登妥协案，而北方最大的让步就是保证现存的奴隶制州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在新领土上不能实施奴隶制。结果南方的议案被否决，北方的议案获得通过，并成为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这是美国宪法上第一次出现奴隶制的字眼（可是这个保护奴隶制的修正案并未得到各州的匡正，南北战争后国会通过了新的第十三修正案，这时修正案已经变成了废除奴隶制）。双方要价差距甚大，和平大会不但没有拉回脱离的7个州，反而令剩下的奴隶州更加不满。挽救联邦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3月4日，林肯正式宣誓就职，起用了大批初选时的对手。西华德获任国务卿，崔斯获任财长，卡梅隆任战争部长，贝茨任律政部长。林肯这种任人唯贤的做法当然值得称道，但是有的人因此而称颂林肯如何不计前嫌的大度，就未免夸大其辞。卡梅隆在初选时就鼎力支持林肯，而西华德在大选时一直是为林肯顶住对手的炮火，让林肯得以幕后操纵。如果说他们在初选中有竞争的话，那么在初选和大选中，此两人的汗马功劳早已将功补过，又何来不计前嫌之说呢？

林肯上任后对南方的姿态仍然在强硬和妥协中摇摆，其实质作用和布坎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纵观美国早期历史，南北矛盾经历20多年的冲突，到50年代末已经极大激化，绝非个人能力所能解决，联邦要么接受南方脱离的事实，要么唯有一战。终于，4月12日，在南卡的森特堡（Fort Sumter）打响了美国内战的第一枪。

v

森特堡是联邦在南卡的军事重地。在南卡宣布脱离联邦之后，对这个基地围而不打。1861年一月，联邦企图运送物资到森特堡，遭到南卡军队的驱逐。布坎南的政策是能拖则拖。到了4月份，森特堡的物资已经无法继续支撑，林肯决定再次运送物资。4月12日，南卡军队对森特堡展开围攻。一天之后，联邦军队投降。南卡这一举动终于激怒联邦政府，林肯宣布对南方进行封锁，正式宣告南北战争的开始。

林肯的宣战也最终把处于观望状态的几个奴隶州推向南方。几周之内，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相继脱离联邦，加入邦联。这几个州，特别是弗吉尼亚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南方的实力。弗吉尼亚虽然经济实力大不如前，但是政治底蕴深厚，地理上靠近首都，军事上名将众多，在各奴隶州中仍然是老大。邦联政府随即把首都从蒙哥马利迁往了里士满。但是弗吉尼亚也有自己内部的问题。它的西北部山区，奴隶稀少，更加倾向于留在联邦。于是在1861年5月，西北25个县的代表宣布本地区脱离弗吉尼亚。1863年，这些县被联邦批准以西弗吉尼亚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西弗吉尼亚成为南北战争中唯一的从一个脱离联邦的州中分离出去的地区。

剩下几个奴隶州中，达拉华站在联邦一边。而其他三个州：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都经过了激烈的争持。马里兰的态度对于联邦尤为重要，因为首都华盛顿就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之间，如果马里兰加入邦联，那么被邦联包围的首都华盛顿的地位就非常尴尬了。林肯对于马里兰采取极其强硬乃至超越法律的手段，包括中止人身保护权，逮捕支持邦联的人等等。终于，马里兰的议会通过了留在联邦的决议。其他两州经历一番争斗后，也选择留在联邦，尽管部分地区掌握在邦联支持者的手中。

南北战争打了4年，死亡人数超过60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争。最后，南方不敌，终被北方攻克，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随着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和南北战争开打，北方政坛上又出现了新动向。美国南方烽火连天，北方政坛纵横捭阖也毫不逊色。

民主党惨遭分裂的苦果，人数少了一大半，本来就声势不彰。而党领袖道格拉斯在1861年的突然去世，更是令民主党雪上加霜。道格拉斯在森纳堡事变之前，尽管一再劝说南方接受林肯当选总统事实，但是对于是否要和南方开战还非常保留。可是在南卡攻占森纳堡之后，道格拉斯就坚决站在了林肯的一边。他在一个演讲中用最坚定的语气说：现在美国人只能成为两种人：叛国者或爱国者。

道格拉斯从1858年和林肯的大辩论开始就为挽救联邦而奔走。他在全无希望之下仍然进行了全国性的总统竞选巡回演讲，在南方人前大力维护林肯，在北方人前呼吁和平，显示了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风范。可惜，大概由于长时间的疲劳，在南北战争刚刚开战后不久，他就去世，年仅48岁！

道格拉斯是北方民主党的旗手，他一去世，北方民主党变得群龙无首。南方脱离联邦之后，民主党势力已经大减，共和党占尽上风。但是共和党的胃口还远不止于此，他们期望把北方民主党吞并，从而独霸美国政坛。除了民主党之外，他们连宪政联合党这类的小党派也不放过。新一轮的政党联合运作就密锣紧鼓地展开了。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一）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一）走向分裂（第十九届，1860）

美国人最喜欢排名，给总统的排名更是不亦乐乎。然而不管哪个排行榜，在榜末几位都少不了一个名字——布坎南。在2006年USANews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排名中，布坎南就名列最后一位。布坎南呆在这个位置上倒也名副其实：他所处的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矛盾累积达到最高点的年代，但是如果他能多做一些事情，局面也未必不可挽回。

布坎南上任不久，经济上就遭遇到突如其来的1857年经济危机，为4年的执政蒙上阴影。而在最关键的奴隶制问题上，种种冲突接踵而来，危机一天天加重。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以下三大事件。

首先是著名的斯各特vs桑德福特案（Dred Scott vs Sandford）。斯各特原本是一个南方黑奴，在1830年被带到密苏里州，然后被卖给一个军人。新主人把他带到北方属于自由州的伊利诺伊州，他在自由州生活了十多年后返回密苏里。在主人1842年去世后，他向女主人要求自由身份，遭到女主人的拒绝。于是他就向当地法庭提出诉讼。他的理由是，他在自由州生活长达12年，根据自由州的法律，他已经不是奴隶身份。

案件在不断的听审、判决和上诉中到达密苏里州的高院，高院裁定斯各特仍然是奴隶身份，斯各特唯有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联邦最高法院。这时，官司已经打了10年。对于这个案件，准备上任的布坎南最关心的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会不会给他的执政带来坏影响，于是私下请求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朋友务必在他就职总统之前解决。可是案子一直拖拖拉拉，直到布坎南就职两天之后，最高法院才做出裁决。

当时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中7人都认为斯各特仍然是一个奴隶。其中首席大法官Roger Taney作出的最后判词最具代表性：他没有明说斯各特是否还是一个奴隶，而是宣称斯各特根本就不能算一个美国公民。他认为成为美国公民要么是出生在美国的人，要么是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但是黑奴不在此列。而“黑人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都被认为是低等的，所以他们不能享有白人应得的尊重”。既然斯各特不是一个美国公民，那么联邦最高法院自然也无权判决，所以斯各特的身份应该由密苏里州决定，于是密苏里高院的结果就成为斯各特的最后判决。

Taney的判决立刻激起废奴主义者的愤怒，即便是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对此也是怒气冲天，他们担心这个判决会导致奴隶制超出密苏里妥协案的界限，进一步扩展到北方。而北方的民主党人，比如道格拉斯，对此也十分难堪，因为这个判决使他主张的“人民自决”原则变得十分可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1856年大选前闹出流血事件的堪萨斯再次出现变故。上一篇讲到皮尔斯总统时期的时候已经讲过，在关于堪萨斯的制度问题上订立了“人民自决”的原则。布坎南在宣誓就职的当天就委任沃克（Robert Walker）担任堪萨斯的总督，务求尽早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处理掉。当时的堪萨斯的国会掌握在反奴隶制人士手中，而且人口中大部分都是来自自由州的人，如果全民公决的话很可能就会产生自由州的宪法，然而州宪法制定委员会却把持在奴隶制支持者手中。结果，该委员会就玩弄了一个阴谋——在他们拟出的Lecompton全民公决法案中，选民并不能就州宪法投票，而只能决定是否能够存在奴隶制。但是，即便奴隶制被投票否决，已经存在的奴隶主也不需放弃自己的奴隶。

这个Lecompton法案连偏向奴隶制的总督也看不过眼，自然被支持自由制的人士抵制，结果在支持奴隶州人士的支持下奴隶制顺理成章地得到确认。总统布坎南站在奴隶制的一方，坚持堪萨斯全民公决有效；而堪萨斯总督和反奴隶制人控制的众议院就站在反对的一方。

一下子，堪萨斯又成为全国政治的焦点，而道格拉斯又一次处在了尴尬的地位。他支持真正的人民自决原则，所以只能再一次站在了南方民主党的对立面，公开地与布坎南决裂。在共和党和北方民主党人把持的国会的反对声中，堪萨斯州的制度悬而未决，一直拖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后。

以上两件事是旷日持久的政治战，但约翰·布朗的恐怖袭击就是一件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堪萨斯血案之后，重新计划新一轮的行动，目标是弗吉尼亚。1859年10月16日，布朗带领大约20人，在夜色的掩护下，从马里兰跨过波托马河，直插弗吉尼亚的一个军火库。他计划夺取军火库之后把军火分发给当地的奴隶，然后建立起一个解放黑奴的根据地。

可是第二天凌晨，弗吉尼亚民兵闻讯赶来，把布朗一干人包围，布朗就以军火库为基地对抗。罗伯特·李中校在第二天晚上赶来加入围攻。最后约翰·布朗和其他6个人被擒，包括他两个儿子在内的10个人被击毙。布朗随即被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约翰·布朗事件以赤裸裸的鲜血给已经剑拔弩张的南北关系致命的一击。在北方，布朗成为一位烈士，废奴主义者借此大肆声讨。伴随着《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南方面临的危机》等书籍的发行，废奴主义的声势日益高涨。在南方，这个事件则进一步加深了对北方当政的恐惧。

一系列事件导致民主党南北之争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4月23日，民主党在南卡的查尔斯顿召开党大会。过去4年间，道格拉斯在民主党内部的声势日涨，但是同时他也成为众多南方民主党人的眼中刺。南卡是最激进的奴隶州之一，党大会在这里召开对道格拉斯来说当然不是好地点。果然，这次民主党大会就变成了支持和反对道格拉斯派的斗争大会。

道格拉斯的主要对手是密西西比参议员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和阿拉巴马众议员扬西（William Yancey）。戴维斯的立场属于温和派，扬西则属于更加激进的一方。他们在国会中早就已经开始交锋，戴维斯要求国会立法保障奴隶制，但是道格拉斯则认为这是各州内部事务，联邦不宜插手。在党大会中，双方继续为这个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都坚持把自己一方的报告当作大会的政纲。一轮冗长的论战之后，道格拉斯一方最终以165票：138票胜出。

这样，极端派南方民主党人被彻底激怒。在扬西的带领下，下南方7州（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南卡、佐治亚和路易斯安那）的大部分代表宣布退出会议，另外几个州也有一部分代表罢会。

可是民主党原本规定候选人至少要获得代表总数三分之二的支持才能取得提名。在如此多人退席的情况下，道格拉斯断然难以取得提名所需的票数。于是道格拉斯派就提出要求，希望把标准改为仅仅需要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二通过就可以了。但是在纽约州代表的坚持下，这个提案无疾而终。

在第一轮投票中，道格拉斯取得145.5票，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没有达到提名的底线。在反复拉锯中， 57轮投票之后，道格拉斯仅仅增加了7张支持票，无法再进一步。以往的一些党大会中，尽管也有竞争激烈的情况，但是最终都有解决办法。可是这次却不然，成为民主党历史上首次不能选出候选人的党大会，民主党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会决定6月18日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重新召开，希望双方能够妥协。可是南方极端民主党人在扬西的组织下抢先在6月11日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召开党大会，但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在观望，所以与会者甚少，结果被迫把会议推迟10天，静待巴尔的摩的结果。

巴尔的摩的民主党大会也是一片混乱。大会为了处罚当初退出会议的代表，就补选了新一批的代表。经过一轮争拗，大会只作出很小的让步，同意如果当初退出会议的代表的席位还没有被填补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重新参与会议。这个决定引起了大批代表的不满，他们中有上一次没有退席的上南方各州、加州、俄勒冈的代表以及布坎南的支持者等等，甚至包括了大会主席，结果他们再次退出大会。

于是，这个原本希望团结的会议变得更加分裂，与会代表只剩下北方州代表和下南方州的替补代表。在他们的支持下，道格拉斯最终被选为总统候选人。而退席的代表在巴尔的摩的另一会场同时召开大会，推选原副总统，来自肯塔基的布里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为总统候选人。在里士满观望中的民主党人随即也召开大会，同样支持布里肯里奇。结果，民主党就有两名候选人出战。

扬西虽然支持布里肯里奇，但是他已经意识到奴隶制的命运在美国的前景不容乐观。因此，他未雨绸缪，积极串连，为奴隶制州退出联邦做准备。道格拉斯深知这样做等于宣布民主党在北方各州很难获得支持，但是亦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其他党派也召开了党大会。随着奴隶制问题的激化，以反移民为政治诉求的美国党（前无知党）在这四年中已经被大大边缘化，但是他们也在尽最后的努力。而辉格党的残余也想回味一下往日好时光，于是这两党就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党派——宪政联合党（Constitutional Union Party）。他们在5月份召开党大会，推选出田纳西州参议员贝尔（John Bell）参选总统。他们的政纲很简单，希望避免奴隶制的争执，维护联邦的统一。这个政纲得到了交界州的支持，比如维珍尼亚、肯塔基等，这些州都属于温和派，总之能大事化小就最好不过。

共和党的党大会在宪政联合党大会之后一周在芝加哥召开。和民主党大会一样，共和党大会也迅速演变成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争。激进派以纽约参议员西华德（William Seward）和俄亥俄前州长崔思（Salmon Chase）为首，而温和派以密苏里前众议员贝茨（Edward Bates）和伊利诺伊州前众议员林肯（Abraham Lincoln）为首。

西华德是顶头大热：他是建党元老，当年如果不是他带领一大帮纽约州辉格党人集体加入共和党，共和党也不会有今日的声势；他有纽约大亨们的支持，拥有足够的资金，在会场大派雪茄和香槟；他也有坚实的支持者，纽约州和东北各州都鼎力支持，而这些州的选票已经差不多足以让他当选。

但是几个因素导致他最终的失败。首先是诚信问题，西华德一直被视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在两年前，他曾宣称两种制度是不可压制的冲突（an irrepressible conflict）。但是为选举计，近两年他的口风不断变软。于是激进派怀疑他是否真的如此激进，宁愿选一直激进的崔思。而在温和派比如宾夕法尼亚等也无法对西华德放心。其次，西华德为人太过张扬挥霍，引起了众多前无知党员的反感。这些人代表的中下层选民无法对这么一个有钱人感到满意。故此，西华德虽然支持者众多，但是反对者也一样众多。成败的关键在于反对者能不能推出一个合适的人对抗西华德。

反对西华德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林肯。林肯是政界新星，尽管他在1832年23岁时就开始了政治生涯，但是政治事业一直没有太大突破，直到1846年才当选为众议员，他站在克莱的一边反对美墨战争，可是美墨战争大胜，他变成了少数派。在郁郁不得志之下，他放弃了政治，重返律师行业。

直到1854年，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争议再起，林肯才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1858年，他与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展开了一连7场的史无前例的辩论，其主题是奴隶制，也就是史上著名的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林肯坚持奴隶制的扩张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都是错误的，而道格拉斯则继续坚持自己的人民自决原则，该辩论的内容已经成为美国史上的重要文献。尽管林肯在参议员选举中以微弱的少数输给了道格拉斯，但是从此名声鹊起。

为了1860年的总统选举，林肯在4年前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在他的西北方根据地，林肯建立起大量的人际关系，成为他竞选的筹码。尽管如此，林肯资历尚浅，在西北以外的地区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共和党大会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林肯是一个副总统的适合人选。可是在大会中，林肯的魅力迅速征服了反西华德派，他较为温和的立场也令他们相信林肯能吸引温和州的选票，于是林肯就成为了对抗西华德的合适人选。另外，林肯的竞选经理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s）长袖善舞，成功地拉拢了不少选票。再加上主场作战，林肯一跃成为西华德的最大敌手。

在第一轮投票中，西华德以173.5票：102票领先林肯。但是在第二轮投票中，林肯成功取得了宾州参议员卡梅隆（Simon Cameron）的支持，成功地把票数拉近到181：184.5.。在第三轮投票中，林肯把贝茨和崔思的部分选票也争取到手，从而以231：180战胜了西华德。

林肯的当选和西华德的落选对于美国意义重大。尽管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他们两人中无论谁赢得总统，美国都会不可避免地分裂，但是一个温和派的总统对南方人的宽容态度对于美国内战后能迅速修补裂痕、重新团结的影响举足轻重。

这样，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就有四个人参选。有趣的是，这4个人都处于以印第安纳州Vincennes为中心的半径150英里的圈子里。

1860年的美国大选准确说来是两场选举，一场在北方进行，交手的双方是老对手：道格拉斯vs林肯；另一场在南方进行，双方是布里肯里奇vs贝尔。林肯从来没有到南方拉票，而布里肯里奇和贝尔也几乎没有在北方拉票。只有精力旺盛的道格拉斯进行了史上首次全美巡回竞选演讲，但作用寥寥。

在南方，贝尔在边界州中有优势，他阻止了在扬西和戴维斯等人控制下的布里肯里奇阵营的分裂倾向。布里肯里奇则大肆渲染废奴主义的图谋来恐吓南方选民，争取到了在下南方各州的支持。

在北方，共和党的传统势力区新英格兰、纽约、俄亥俄以及西北北部都非常坚固。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宾州成为至关重要的几个争持点。伊利诺伊是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家乡州，双方两年前在此刚较量过一次。而宾州和印第安纳州都是属于边界州，比较温和，谁胜谁负取决于谁能说服选民自己能够维护国家统一。

共和党开始时的策略是指责南方民主党搞分裂。但是道格拉斯聪明地利用扬西的分裂串连来警告北方人：万一林肯上台，美国就会陷于分裂，这样反而把共和党推到了浪尖。甚至连一些共和党的媒体也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道格拉斯反而是合适的人选。

这时，西华德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大度，他没有因为林肯在初选中战胜自己而气恼，反而坚持站在林肯一边。他以激进派的身份，一再强调共和党置国家统一于首位，不会执行废奴政策。他到处展开演讲，而林肯则更多时间在幕后，避免太多地暴露自己的政治意图。在共和党联合一致之下，这几个大州都变得有利于共和党。

这下，道格拉斯在北方的前景变得暗淡。于是他挥军南下，在南方各州展开了巡回演讲。他明知南方自己并没有什么机会，但是他要为挽救国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做一来使得选举不至于成为两个国家的选举，二来他的演讲也可以在南方增加林肯的存在感，让南方人更加容易接受林肯的当选。尽管在途中遭受到西红柿和鸡蛋的待遇，但是他坚持走遍了几乎每一个南方州。

由于林肯声势壮大，三个反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作出了联合的尝试。一旦林肯的票数不足半数，他们就会“默契”地通过配票，阻挠林肯当选，让众议院决定最终的结果。戴维斯提出三位候选人一同退出竞选，转而推出一个三方都能支持的人选继续竞选，从而集中力量对抗林肯。可是道格拉斯担心一旦自己退出，大部分支持自己的人会转而支持林肯。结果戴维斯的建议无疾而终。

在10月份的州长选举中，共和党相继拿下宾州和印第安纳，预示着共和党在大选中胜选在望。果然，林肯在大选中除了失掉新泽西十票中的三票外，获得了所有自由州的选票。票数达到180张，超过半数，成功当选总统。

道格拉斯虽然在普选票中仅次于林肯位列第二，但是只拿到12张选举人票。不过他是唯一一个既在奴隶州也在自由州获得选举人票的候选人，赢得了密苏里州以及新泽西州的三票。在获知林肯胜利之后，他还跑去密西西比州作演讲，以说服南方选民接受林肯。

贝尔获得三个边界奴隶州的票（维珍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而布里肯里奇获得了其他所有奴隶州的票。

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较为倾向分裂的候选人都当选。即便是较为温和的道格拉斯和贝尔之间的取舍，南方人支持同为南方的贝尔，而北方人支持同为北方的道格拉斯。可见，美国南北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林肯的获胜直接引爆了戴维斯和扬西的分裂计划，南北战争迫在眉睫。

【美国历史】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十）

文：尼伯龙根·蜗藤

（十）共和党的兴起（第十八届，1856）

上回已经讲过，在1852年选举之后，辉格党彻底地丧失了凝聚力，逐渐开始解体。1852年到1860年是美国政党变化最急剧的时期。众多的势力都看着辉格党这块肥肉，急不及待地觊觎着一场瓜分这个老牌政党的大餐。仿佛在一夜之间，在美国北方骤然冒起诸多政党。一时间，美国政坛呈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在东北部在抢占辉格党地盘的势力是一个新兴党派——无知党（Know Nothing Party）。无知党的前身是一个1843年在纽约市成立的小党派，名为美国共和党（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这个党在45年改名成为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它奉行反移民的民族主义，但是在美墨战争时代，由于国家扩张的需要，影响力迅速减弱，几近消失。

美墨战争后，美国夺得大量土地，使外国移民迅速增多，特别是爱尔兰移民大批移居美国，抢占了很多美国本土人的工作，引起了美国本土人的仇外思潮。于是在1849年在纽约出现一个秘密社团“星条旗命令”（Order of the Star and Spangled Banner）。这个社团复活了美国党的反移民思潮，以“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为核心思想，提倡反移民政策。这个秘密社团的要求社员严守秘密，在外人问到这个社团的时候，一律以“我不知道”（I know nothing）作答。于是外人后来就把这个社团叫做Know-nothing。无知党就在这个秘密社团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很多辉格党人在党心涣散之际，都加入了这个秘密社团。

除了反移民之外，反天主教也是无知党的一大政纲。50年代美国的外来移民多半信奉天主教，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支持各国对自由民主革命的镇压，于是美国人也害怕这些天主教徒把教皇的宗教阴谋带到美国。于是双重因素影响之下，无知党也势力壮大起来，Know-Nothing运动席卷整个东北。

在美国西北，就是另外的故事了。西北新政党的产生还得从皮尔斯总统说起。由于奴隶制的争吵在两年之前的妥协案中已经暂时平静下来，皮尔斯的总统任期在前两年还算是风平浪静。如果不是一个意外的事件，皮尔斯就几乎可以平稳过渡了。

这个意外事件得归功于皮尔斯的好朋友，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民主党人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长得五短身材，却精力旺盛，于是就有了“小巨人（little giant）”的称号（和姚明一样）。小巨人热心基建，力主推动西部大铁路的建设。他希望建一条从芝加哥直抵太平洋的铁路。问题在于如果要建这么一条铁路，需要穿越广袤的中西部一片当时称作内布拉斯加领地和堪萨斯领地的地带。这些地方虽然是美国领土，但是却还没有建立成州。小巨人要建成大铁路，就必须让这些领土变成州。

民主党政府和议员对于这个建议都缺乏兴趣。因为根据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这些在北纬36度半以北的领土都应该是自由州。小巨人心急如焚，于是就提出一个议案，让这两个领土的人自己决定社会制度，这叫做人民自决原则（popular sovereignty）。这样的话，这两个领土就可能变成奴隶制了。小巨人把他的方案给皮尔斯看，皮尔斯一开始也觉得事关重大，但是经不起小巨人的一再劝说，也经不起奴隶制扩张的诱惑，终于在1854年1月同意废止密苏里妥协案，并把它提交国会。同一份法案中还把两个领地的制度决定权交给当地选民，

小巨人被建铁路的热情冲昏了头，而皮尔斯被前两年的安稳日子惯坏了，完全低估了反奴隶制人士的能量。这个内布拉斯加——堪萨斯法案问题逐步发酵，演变成堪称国会有史以来争持最激烈的法案。最关注这个议案的人莫过于和这个地区接壤的美国老西北部（指俄亥俄，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等五大湖区一带的州分）各州了。

美国老西北部在美国政治版图上是一个新势力。这里的几个原有党派的势力均非根深蒂固，都有和各自党中央闹离心主义的倾向。急于扩张的本地民主党人认为波尔克在签订俄勒冈条约时没有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反而大力向南部墨西哥用武，乃是忽视了北方利益。加上本土人士卡斯的在1852年初选中的失败，以及反对奴隶制的扩张等因素，与民主党主流派开始离心离德。辉格党本来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就薄弱，辉格党堕落之后，顶着这个头衔毫无意义，于是他们的整套党系统和选举机器就集体退出辉格党。自由党和自由土地党在奴隶制扩张大敌当前之际，也放下分歧，不在计较是否要彻底地废奴，而是先把防止奴隶扩张放在第一位。这几个的政党于是联合起来，在西北部成立了共和党。

共和党第一次州大会于1854年6月在密歇根举行。伊利诺伊州人林肯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重新拾回了被民主党废弃已久的名称共和党（republican），如前所叙，民主党的前身为民主共和党，当时一般就简称为共和党。后来民主共和党分裂，为了区别国家共和党（即辉格党前身），民主共和党就逐渐抛弃了共和二字，变成了民主党。这时共和党重新起用共和两字，为的就是要重新焕发起杰斐逊主义的荣光。

尽管如此，建立之初的共和党却是一个大杂烩。他们中间有的信奉杰斐逊的民主观，有的信奉杰克逊的民主观（这两种观念是多么不同啊），有的是辉格党克莱的信徒，有的纯粹是反奴隶制，更有的是纯粹反民主党。所以在共和党成立之初和辉格党成立时一样，也是一帮乌合之众。

这时在美国土地上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南方是民主党的天下，东北主要为无知党所有，西北则是共和党的势力，北方还有有名无实的辉格党。无知党和共和党既有互相渗透，也有互相斗争，他们都在争夺辉格党的残余资源。他们鹿死谁手，取决于哪个政治话题能够占据政治中心地位。

1854年到1855年间，无知党在北方来势迅猛，他们先是抢去了芝加哥市长，波士顿市长等要职，继而在麻省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大胜。最让人震惊是在费城取得胜利的辉格党人取胜后宣布自己原来是一个秘密的无知党人。而首都华盛顿的市长位置也被无知党抢去。无知党意气风发之际，就给自己起了正式名称——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一时间，无知党风头强劲，如果这个势头得以延续，他们极有可能夺取1856年的总统选举的胜利。惊慌失措的共和党、辉格党余部、自由土地党和自由党被迫结成反无知党联盟，力图阻止无知党的坐大。

这时历史的给了年轻的共和党一个莫大的机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争议越演越烈，两种制度的冲突一下子变得空前激烈，奴隶制议题逐渐压倒了移民问题，成为了政治中最热门的话题。

就在这个时刻，无知党开始出现分裂。在1855年的党代会上无知党策划来年的大选竞选策略。主流派的党员由于希望拉取南方的选票以在大选中获胜，因而避免涉及奴隶制问题，但反奴隶制的党员则极力要把恢复1820年妥协案作为选举议题。两派吵翻后，反奴隶制的党员就集体退党，转身加入共和党中。这派党员实力不小，其中包括俄亥俄和麻省两个大洲的党员。

俄亥俄无知党员的叛变使共和党员Chase在俄亥俄州长选举中胜出，在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州获胜大大增强了共和党人的信心。随后纽约州长苏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宣布他和他的辉格党追随者集体加入共和党，进一步壮大了共和党的声势。

在1855年底的堪萨斯血案中，共和党获得更大的推力。所谓的堪萨斯血案（Bleeding Kansas）的起因是堪萨斯的制度被定为人民自决之后，反奴主义者在北部城市脱皮卡（Topeka）宣布奴隶制的州宪法无效，自作主张地制定了州宪法并建立了一个独立政府。奴隶主义者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他们从邻州密苏里调来人马，直逼脱皮卡。反奴主义者也不甘示弱，在激进废奴主义者布朗（John Brown）的带领的外援军支持下，反奴主义者与奴隶主义者在一个叫wakarusa的地方发生了流血冲突。这场冲突无论从冲突规模的还是结果来说都不算什么大事，仅仅一个人在冲突中死亡。但是在媒体和国会的放大下，成为政治生活的新焦点。奴隶制问题终于最后压倒移民问题，成为了大选的中心议题。无知党势力终于开始消退，共和党势力变得更加壮大。

1856年选举，民主党、共和党和无知党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无知党的候选人是前辉格党人——在台勒去世后以副总统之职继任总统的斐尔摩（Millard Fillmore）。斐尔摩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特别的主张，他曾经的总统经历和他在南方辉格党人中残余的声望是唯一有力的因素。

死而不僵的辉格党残余也召开了全国党代会，尽管他们希望选出一个候选人，以阻止辉格党的沦陷，最后他们还是选择支持无知党候选人斐尔摩。这几乎宣布了辉格党的正式消亡。

1856年6月，共和党在费城开会，所有自由州、首都华盛顿、4个边界奴隶州和3块领土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没有一个非边界南方州党员出席。在会议上他们推选出来总统候选人是来自加州的费来芒（John C. Fremont）。

费来芒是行伍出身，在美墨战争中立有战功，战后依次就任加州的州长和参议员。无论如何，加州当时不过是一个偏远的西部边陲州，人烟稀薄，共和党首次出战总统竞选就找这样一个非主流确实让人奇怪。究其原因，共和党当时虽然力主反奴隶制，但是还没有决心和南方决裂，因此不愿提名党内更为受欢迎，但却更加彻底反奴的候选人，比如俄亥俄州长崔斯（Salmon P. Chase）。此外，共和党还幻想争取无知党的选票，所以也不愿提名和无知党关系恶劣的纽约州长苏厄德。最后证明，共和党的这两个思路都不成功。

民主党方面，谋求连任的总统皮尔斯和他在上一届初选中的老对手们再一次为出线而激战。皮尔斯、布坎南、卡斯和小巨人道格拉斯等四大天王再一次汇聚党大会。有趣的一点是，民主党根植于南方，但是4个候选人都是北方人：皮尔斯来自新罕布什尔，布坎南来自宾夕法尼亚，道格拉斯来自伊利诺伊，卡斯来自密歇根。这四个人都是北方的奴隶制支持者，在英语中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人，就是doughface，字面意思是他们的脸是用面粉造的，暗指他们没有自己的意愿，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走。

皮尔斯在任期内虽无大过但也没有大功，惹出的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的麻烦一直是大选的定时炸弹，加上上一次他作为一个妥协产物以黑马姿态出现，人心不服，所以虽然是寻求连任，却并不得到大多数党员的支持。由于民主党要求过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才能取得提名资格，所以初选不出意料地有开始了漫长的投票历程。

卡斯在西北的势力已经被共和党侵蚀，所以他首先出局。布坎南和皮尔斯在一开始旗鼓相当，道格拉斯处于下风。可是在第7轮投票之后，皮尔斯的票数却逐渐转移到道格拉斯的名下。在提名无望之下，皮尔斯在14轮投票之后宣布退出，转而支持道格拉斯。这时就变成了布坎南和道格拉斯的对决。考虑到布坎南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时身在英国，远离漩涡中心，而道格拉斯则是这个议案的始作俑者，民主党人还是觉得布坎南的胜算更大，于是在第17次投票中一致通过布坎南作为总统候选人。

此外还有一些小党派参加选举，比如从无知党分裂出来的北美国人党等，但是他们都无足轻重。选举就在三大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

三党之中，无知党处于最劣势：他们的议题反移民反天主教在过去两年迅速远离政治中心话题。而共和党是处于上升期的新兴政党，处于攻势。除了以堪萨斯“血案”作为议题之外，另外一件事也壮大了他们的声势。共和党人麻省参议员森纳（Charles Sumner）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批评了堪萨斯血案，并集中攻击了内布拉斯加议案起草人道格拉斯和布特勒（Andrew Butler）。这引起了布特勒的外甥，众议院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的忿恨。两天后，布鲁克斯携带一条藤条走上森纳的办公室，趁其不备，向他头部猛击。可怜的森纳当场被爆头，血流满面，为此远避外国达两年之久。

这桩暴力事件顿时成为仅次于堪萨斯血案的大料。共和党以此展开猛烈攻击。民主党一度被动。幸亏民主党毕竟富有竞选经验，打出怀旧牌。民主党着意刻画布坎南是传统秩序的守护者，而共和党都被形容成为引起社会不安和有分裂危险的人，“Change”在民主党的口里意味着旧日好时光的终结。由于旧势力在美国依然强大，共和党在竞选中也不愿和旧时代决裂，所以民主党的策略起到极大的作用。一些旧时代的辉格党对手，出于对旧秩序的缅怀，也转而支持民主党，比如老辉格党人Winthrop。在无知党断然不可能获胜的情况下，一些老辉格党人居然为民主党当说客，鼓动他们转投民主党。

无知党这时也想放手一搏，它为了使反天主教重新成为政治议题，就编造了一个谎言，指费来芒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这个谎言没有起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却彻底搞浑了水和拖了共和党后腿。共和党本来正要大力拉德国天主教徒的票，由于害怕得罪他们，费来芒自己不敢否认自己是天主教徒。这样一来就使得共和党失去了不少反天主教选民的票。

共和党既没有得到南方的支持，在北方也没有摆脱不了无知党的缠斗，加上费来芒名气魅力都不足，就注定了新兴政党第一次选举的失败。大选中，三个候选人没有一个获得过半数的普选票，布坎南以45.3%领先于费来芒的33.1%和斐尔摩的21.6%。选举人票中，布坎南获得了除马里兰之外所有的奴隶州以及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宾夕法尼亚三个至关重要的边界州，以174张选举人票一举奠定胜局。而费来芒获得了其余所有的自由州票（114票），斐尔摩只赢得了马里兰。

民主党虽然获得选举的胜利，但是这次选举中，南北分野更加变得分明。共和党现在没有和旧秩序决裂的勇气，但是4年后，他们可不会重蹈覆辙，因为伟大的林肯将要踏上政治舞台的中心。美国将迎来了历史上最关键的8年。

顺便说一句，布坎南是美国世上唯一未婚的总统，江湖盛传他是一个同性恋。在当总统之前，他和皮尔斯手下的副总统威廉·鲁福斯·金（William Rufus King）住在一起，而这个金先生甚为娘娘腔，连老总统杰克逊当年也叫他做Miss Nancy。所以这一切都让人遐想翩翩。但是这种怀疑一直没有充足的证据，所以后来也成为一个历史疑案，给了众多历史学家发挥想象力和考据力的空间。